创作从来不可以随心所欲，更如是的是电影剧本的写作。电影被以生产的方式制作出来，无可避免地受着计划的约束，而计划则产生于预设的目标，也就是定位。定位的准确与否，在相当大非常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产品--影片的成败。动笔之前我们商定，如果能做成惊险样式的主旋律电影，那就是突破。我以为，这一定位是正确的、准确的、好的。作为故事的主角，青年邓小平的形像，理所当然地必须塑造丰满，而根据故事所处时代的特征，惊险则无可置疑地是历史的必然，合乎情理，决非臆测或某种故意。

    考虑到邓小平同志在广西的革命经历，早有电影《百色起义》作出反映，而他在法国留学的那段生活，也己列入创作选题，我和策划人商定，故事的架构，取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作空间，时间上，以邓小平同志随党中央从武汉转移来上海为始，到1928年5月，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六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协助李维汉同志主持中央留守处为止。《烽火青春》便也易名为《邓小平·1928》。

    作为党的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同志不可能与国民党反动派作面对面的斗争，也不可能直接参与对敌斗争的具体行动。但是，保护中央机关，保护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驱动和正常中央机关的工作，则又是邓小平同志的职责。凡此种种，规定了这样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他在故事中的位置，和故事呈现亦即讲述的方式。对邓小平形象的塑造，我和上影集团的制片人和策划人的共识是，要着重表现他的智慧，和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不仅需要勇气和胆魄，还需要智慧，特别在极其复杂的地下斗争中更是那样。我们重新设计了国民党特务曹无容，并写其之强，写其之能，写其之盛，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其破坏我党中央机关的阴谋终为青年邓小平识破挫败的时候，邓小平形象的塑造和惊险样式的主旋律电影才有可能得以完成如初衷。

　　　　　　　　（作者谷白为《邓小平·１９２８》的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