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自2002年《英雄》之后，还没有哪部大片能逃脱挨骂的命运，但把故事讲得如此精彩的《集结号》却是个特例。著名作家刘恒执笔编剧，让这部影片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折服观众，票房到1月15日就超过两亿多元。票房口碑双丰收。昨天是《集结号》上映一个月，面对媒体众多报道，刘恒首次表述他的《集结号》情结——

　　我们必须直面战争

　　记者:去年，由你编剧的《张思德》、《云水谣》连获大奖，《集结号》上映之后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你内心的真实感受如何？是否有一种丰收的喜悦？

　　刘恒:当然很高兴，我们毕竟不是为了徒劳无益而工作的，外界的肯定确实带来了喜悦和满足。但是，坦率地说，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各种不同的声音，包括刺耳的声音，它们是我思想的肥料，让我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宽容和现实感。

　　记者:关于《集结号》的主题，听到一些相互矛盾的解读，你自己到底是怎样设置它的？

　　刘恒:前些日子我一直躲在山里写作，拒绝采访也不上网。回家一看，“刘恒的话”已经在网上传遍了——“我们不讨论战争的意义，我们也不讨论牺牲的价值”，有的朋友脑子不拐弯儿，确认刘恒这小子觉得战争没意义牺牲没价值！虽然这两句话很有趣，但是为了避免继续误读，我有必要申明:它们不是我的语言，也不符合我个人的思维逻辑。《集结号》剧本集已经出版，里面附了三万字的主题分析，从战争、人、生命、牺牲、尊严五个部分全面记录了我对战争和人的关系的探讨。有兴趣的人可以找来看看，没兴趣的人也可以到电影里去寻找自己的答案。当然，面对那些战争的虚无主义者，我们确实无须跟他们讨论战争的意义和牺牲的价值，原因不言自明。

　　记者:有一条“不可靠”的短信调侃了几个大片，其中包括《集结号》，你怎么看这些说法？

　　刘恒:以宽容的态度来欣赏，我觉得它们体现了民间的智慧，也体现了某种司空见惯的片面性。在一个大众思维被广告思维支配的时代，偷换概念以偏概全以及把相对性弄成绝对性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而且可以被不加怀疑地接受。任何理性健全的人都会看到，可靠不可靠是相对的。存在主义认为，“他人即地狱”，所有人都不可靠。还有，人生以死亡为终结，生命可靠吗？最可靠的应该是自己了吧？不对！因为人的肉体随时有可能背叛人的灵魂，像王佳芝女士那样。反过来说，从具体的人生角度出发，如果像贝多芬(听歌)那样扼住命运的咽喉，你自己就是最可靠的。当我们还是猿人的时候就明白了，结伙狩猎比单独狩猎效率高而且安全，这个法则在当代国家和民族面前仍然无比适用。这也就是说，集体和组织是非常可靠的。如果我们对这些相对性的逻辑视而不见，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放弃思索。看到广告把某个化妆品和美女弄在一起，马上掏钱包买来涂抹，我们不能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来看待世界吧？享受物质消费可以被三言两语牵着鼻子走，用来享受文化和思想就过于图省事了。

　　记者:《集结号》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性，有人觉得伤口被撕开了，似乎接受不了？

　　刘恒:受不了可以把眼睛蒙上，把耳朵堵上。如果把死亡游戏化或者浪漫化，小孩子都能接受，好玩儿啊。但是，真实的死亡造成的感觉必定是恐惧和荒谬。真正的英雄和英雄主义，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否则，那些接受了美好的承诺和预约的辉煌之后才肯英雄一把的人，上了战场肯定是最先崩溃的人。我阅读了大量战斗日记和资料，战争的残酷性触目惊心。淮海战役中，几支部队同时攻击敌军阵地，一直攻不下来就下令撤退了。但是，有个副师长带着突击营打得非常漂亮，竟然攻到了敌人的核心阵地，根本无法接到撤退命令，结果全体阵亡。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战争的偶然性的逻辑！我当过兵，在我的心目中，这位副师长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所有军中勇士的一个缩影。我们经常打比方，如果让我们的孩子在无菌的环境中长大，一旦进入社会遇到病菌，很容易夭折。我们必须直面战争的残酷性，道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不喜欢战争，但是战争不会因为我们不喜欢而消亡。思索战争的意义，描绘人在战争中的各种选择以及他们的身心状态，是我的艺术目的之一。

　　一个民族不能缺少英雄气概

　　记者:主旋律电影或主流电影的主题大都宣扬英雄主义，但是也存在一种解构英雄主义的倾向，你更赞同哪一种创作方式呢？

　　刘恒:我赞同真诚的英雄主义，不赞同虚假的英雄主义。因此也可以说，我赞同解构虚假的英雄主义。当然，在某些人看来，所有英雄主义都是虚假的，英雄不是炮灰就是支配炮灰的人。对这些虚无主义者(笑)……他们确实是战争虚无主义者的变种。我总感到，这种人恐怕连婚姻都不会信任。婚姻毕竟也是战争，是男人和女人的战争，是不是？说到英雄，从神话学的角度看，所有英雄都是相似的。神话学还认为，古往今来大家用彼此不同的方法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为了家族的生存而猎取资源并为此奋斗牺牲的故事。好莱坞的所有主流大片都遵循这个原则。我们扪心自问，一生中肯定至少有一次把自己幻想成了英雄。这完全符合神话学的另一个定律:每个人的心里都隐藏着一个英雄。《集结号》是个外壳，我们借着它让藏在心里的英雄走出来，跟每个观众心中的英雄会合。所谓主流电影或主旋律电影，拍得好不好先不提，不得不做最值得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在远古的狩猎场上，那个冲在最前面的人具有永恒的赞美价值和美感。不论某些人怎么看，我们在当代和今后仍然需要这样的人。当然，我们也需要虚无主义者，请他们站在一边说三道四。在强大的客观世界面前，脆弱的灵魂虚无一下是完全必要的(笑)……也有他独特的作用。

　　记者:在大众的生活里，充斥了世俗和时尚的东西，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很有市场，你们宣扬英雄主义是否不合时宜？能被真正地接受吗？

　　刘恒:利己主义不是问题，利己主义失了分寸就不能不是问题了。过度强化个人利益，强化对个人利益的毫无秩序地争夺，会导致生活的沙漠化和民族精神的沙漠化。如果人们的灵魂感到饥渴，来点儿英雄主义很有必要，至少不会使他更饥渴吧？《士兵突击()》(blog)的浪漫主义和《集结号》的现实主义都能得到观众的认同，似乎印证了这一点。不过，人可以被文艺作品所感动，但是真正促使人采取行动的，是生活本身。在美丑善恶之间，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并因为这种选择而影响他人做出选择。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我们的选择跟在战争里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各种各样的牺牲随时随地都在发生！那些在电影院里为谷子地流泪的人，必定是在生活里有所牺牲的人，所谓受委屈无非是个简陋的说法罢了。

　　记者:有人认为《集结号》里人物的遭遇不典型，谷子地怎么会找不到部队和战友呢？

　　刘恒:我还听过一个极端的说法，声称打几个电话就能找到，故意让他找不到是别有用心！真让人哭笑不得。电影一出来，许多类似的人和事出现在媒体上，印证了艺术虚构独特而强大的预见性和真实性。太原曾经发现了几十份遗失的烈士阵亡通知书，照上面那位的说法，似乎把它们扔进信筒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事实却比想像复杂得多。我曾经在资料中看到记载，解放初期，某支一万多人的部队，先后有两万多人找上门来，有失踪战士的家属，有失踪者本人，还有因病因伤因逃跑因被俘等各种原因而脱离部队的人。这些身份真真假假的人把部队弄得完全瘫痪了，不得不把他们劝回各自家乡，由当地的政府部门负责甄别处理。结果可想而知，有些人根本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明，不可能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承认。这仍然是战争的逻辑在起作用吧？总之，牺牲以新的形式再一次登场了。

　　记者:我发现《集结号》的观众越年轻越对军人的英雄气概感兴趣，对尊严问题感兴趣的反而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刘恒:这跟阅历有关系，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是我觉得不论是出于理性还是出于冲动，向往英雄气概都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都承认一个前提——中华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处于全球竞争的考验之中，我们理应具备保卫它并使它壮大的力量。我在美国的西点军校参观，看到了一种十分纯粹的尚武精神。我在彼得堡的街头，碰到了少年军校的返校日，一些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穿着军大衣，雄赳赳地走在雪地上。说老实话，我有点儿嫉妒他们。在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大家表面上喋喋不休地嚷嚷价值观的事情，骨子里早就做好准备，已经不惜为争夺资源打出脑浆子来了！一个丧失搏斗能力的民族将万劫不复，丢掉立足之地。如果《集结号》真的唤醒了一些人的英雄气概，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反正我是深感荣幸了。

　　每个人的尊严都值得尊重

　　记者:《集结号》红遍全国，你作为编剧却并不为人所知也很少被人提及，觉得失落吗？

　　刘恒:失落！比谷子地还委屈(笑)……这是开玩笑，我不当真，你们也别当真。但是大家可以看到，那些躺在窑坑里的九连战士，他们的默默无闻乃是生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隐喻。世界上到处是默默无闻的人，有些人注定要被埋没，这是生活的常态。我考察三大战役，最出彩的是毛泽东指挥战斗的电报，背后那些天才的参谋人员，有谁知道呢？有谁真对他们感兴趣呢？前几天读白桦先生回忆淮海战役的文章，他所在的连队一边挖战壕，一边在战壕后面挖墓坑，准备随时掩埋牺牲者。那些战士准备把自己埋进去或者真的就埋进去了，而且被人遗忘了，我对他们肃然起敬。我的一部分生命埋在我的剧本的文字里面，银幕上的电影就是它的墓碑，我找不到比这更贴切更优雅的祭奠方式了。

　　记者:娱乐圈通常被视为名利场，你身为作家置身其中，会遇到尊严方面的问题吗？

　　刘恒:有些作家不愿意做编剧，就是害怕出现这种问题。作家的自尊心很强，而编剧必须接受各种挑剔，有时候不是觉得别人弱智就是觉得自己弱智，确实让人受不了。根据我对电影界的观察，某些时候，编剧很容易成为谷子地。比如，你明明写得不错，但是合作者绝不会轻易说你写得不错。你等着吹号，他就是不吹。他会通过巧妙的挑剔让你去尝试别的可能性，尽管这些新写的东西未必有用。如此一来二去，编剧都成了探雷器了。许多编剧打退堂鼓，恐怕与此有关。我比较幸运，近些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这次与冯小刚合作尤其顺畅，稿子几乎一蹴而就，简单改改就投拍了。我希望自己保持这种好运气。

　　记者:写作是寂寞的事业，你有没有厌倦的感觉？

　　刘恒:写作关乎名利，肯定不是最寂寞的事业。但是写作必须独自完成，经常会忍受心灵的煎熬，有时候会有走投无路的感觉，痛苦的程度旁人绝对无法想像。我甚至觉得，痴迷写作可能体现了一种自虐倾向，寂寞最甚的时候，心酸之余会产生微妙的陶醉感，不由自主地就神圣起来了。所以，写作是一件很有福气的事情，我肯定是上辈子积了德了。

　　记者:你好像说过，你最厌烦的事情是信息被扭曲。但是不论艺术还是传媒，扭曲是难免的吧？

　　刘恒:确实难免。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扭曲。以接受美学的眼光来看，《集结号》被人从各种角度解读，证明读者与观众享有和创作者平等的权利。同时我也认为，所有见解都有相对的合理性，也都有相对的片面性，我必须一律给予尊重。有时候，面对一个极度自以为是的人，我们完全不能指望他会获得自以为非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尽量要求自己——在是的时候自以为是，在非的时候自以为非。只有保持这种平衡，我们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才华，不仅避免被拖入信息的垃圾场，还能默默地源源不断地写出好作品。本报记者赵李红文图　　

    刘恒简介

　　现任《北京文学》主编，北京市作家协会(blog)主席，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全国作协第七届副主席。

　　主要作品有《黑的雪》、《苍河白日梦》、《伏羲伏羲》、《白涡》、《虚证》、《教育诗》等。2004年在“北京文学节”上获得终身成就奖。他的一些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伏羲伏羲》、《黑的雪》以及长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