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是在20天前看的，一直没有写什么东西，尽管LP总在怂恿我写点什么。直到前天晚上金马奖颁完，《色戒》获得所有人意料之中的大获全胜之后，随之而来的汤唯一夜走红、重炒张爱玲热，甚至电视台“重访”“亲历”之类栏目的民国汉奸寻迹热，让我躲闪不及地看到一个神话冉冉升起，颇起了些劫富济贫、嫉恶如仇的念头。当然也似曾相识地听到了电视、报章上关于电影《色戒》与小说、与历史的比较性讨论。前日去学校历史系找一朋友，走廊公告栏里抬眼所见的就是《色戒》如何有悖于历史真实人物的批判文章。

    于是我开始愈来愈相信，人们争论的不是一个《色戒》，而是三个，甚至更多。争端源于混淆，在于不断地往一锅粥里掺入不同的调料。论辩的各方多站在对立的立场上，为了各自的“信仰”争他个面红耳赤，民族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爱情至上主义者和以评论电影之能事为饭碗的人们站在各自的战壕里自说自话，互不买帐，更有甚者，好事者将其上升到人生观、国族大义的高度。泛化了的论争，显然是可怕的。

    我说的三个《色戒》，分别是作为历史事件、小说故事和同名电影的《色戒》。三者是由底而上垒加成的，就像在不可篡改、重复的“事实”表皮上覆盖两层烟尘。而这两层浓重的烟尘，一层比一层华丽，一层比一层迷人。正因这三层皮，《色戒》才有一个空前开放的意义空间，才引来各种不同角度的解读和争辩。

    从历史“事件”的规尺衡量影片，《色戒》被斥责亵渎烈士，郑苹如年近八旬的妹妹郑天如在大洋的那一端发出了抗议。她的指责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尽管你可以说她搞不清历史与艺术之间的距离，但毕竟特定的历史环境是无法在空想与捏造中设定的。换句话说，李安的成功，有郑苹如的一份功劳，我甚至觉得她见在的亲人应该拿到属于她的那份版权费。郑苹如的真实传奇滋养了小说和电影，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忘恩负义。作为美女和才女，19岁加入中统，曾做过《良友》画报1937年7月第130期的封面女郎的她，以自己的智慧和美貌潜入汪伪特务总部主任丁默村的生活，却不幸真情难收，香消玉殒。民国时代的故事都很像电影情节。

  看到了丁默村的照片，才发现梁朝伟在形象上是那么接近历史事件的原型。汤唯幼稚而坚定的小脸，则与民国时代圆熟大方的大美女郑苹如差别有点大。

    我更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情节本身，发生在特定的民国时代的刺杀汉奸的事件。在历史事件被演绎之前，事件情节的冲击力可能远超于后来的故事。至于张爱玲的小说，据说很短，我没读过，也不想读，印证或侦查影像与文字之间的缝隙，本是就是件愚蠢无聊的事。小说有只有小说才能探入的角落，电影也一样。电影《色戒》的力量更多不是来自于张爱玲的同名小说，而是作为小说的素材的民国时期的真实人物。

    金马奖颁奖时，李安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的兴奋显然不全为了票房，而是在这部电影中过足了瘾，片子愈被认可，这种幸福就愈会加倍。从《喜宴》《断背山》到《色戒》，李安痴迷于畸恋亚文化（同性恋、虐恋）的题材，并试图从中寻找某种带有普遍性关怀的发掘点。李安在12年前，也是根据著名小说为蓝本，拍了部片子名曰“情感与理智”，这是一个理智战胜感情所导致的爱情悲剧。这一次，当不可遏止的畸恋冲破伦理道德的界限，甚至触碰民族大义的是非，更如浴火凤凰般所向披靡的时候，李安让情感战胜了理智，让“人性”挣脱一切的束缚，泛滥开来，成就了另一种悲剧。

    影片的名字起得好，是张爱玲的功劳，涵义结构之丰满、绵长让人不免啧啧称叹。看完了电影才知道，原来此“戒”乃戒指的“戒”，人家在名字里已经把情节直白地告诉你了。李安给片子起的英文“原名”似乎更耐人品咂，“Lust Caution”，是否也可作两种解读：谨戒的情欲，或色之警示。色之难戒，人人皆知，想必李安此片目的也不在“明劝解、助人伦”，拍个反面教材给大伙作教训罢。明知必将走向毁灭，而飞蛾扑火，欲罢不能，让我想到一个韩国电影的名字：“爱的色放”。这一戒一放，实际上都是怂恿吧。

    记得李安在获奖感言中说，他在这部片子中拍出了一直想表现而未能表现出来的感觉，我相信，并且羡慕这样的得志。淋漓尽致的演绎自己嗜爱的情结，又得到多数受众的认同和拥戴，这样的幸福是每一个艺术家蒙昧以求的。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实现了前一半，而他的梦呓却没有获得那种共鸣式的欢呼。李安的成功和姜文的“半个”成功，使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电影（或者说成是“华语电影”）不是只有在趣味的迎合（愚乐搞笑）、感官的刺激（视效声效）和题材的从众（古装大片）中找出路，“作家电影”仍然有其生存的理由和空间。

                                                      12月11日于增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