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对影片的特征具有直接的制约和影响。张艺谋1987年的影片《红高粱》以英雄弑父的故事主题和浓郁的原始情调，征服了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坛，获得1988年金鸡百花双料故事片奖，并从西柏林捧回了一只金灿灿的小熊。影片讲述了"我爷爷""弑父以成人"的故事。"我爷爷"先是杀死蒙面盗完成与"我奶奶"的野和；再凭借暗杀麻疯病人李大头和与秃三炮对抗，成为"我奶奶"的合法丈夫；最后以高粱酒打日本鬼子，完成了一次象征性的弑父使命，同时成功地完结了自己的成人仪式。这是"不弑父无以成人"的俄底浦斯阶段，是西方酒神精神"的张艺谋高粱地版。许多人看了《红高粱》以后都提到"特痛快"、"心里扑腾扑腾的"那种兴奋的感觉。文学评论者王斌说：《红高梁》的风格是热烈的，悲壮的；北师大教授王一川指出："我爷爷"的弑父行动显得如此充满豪气，令人兴奋和痴迷，以至观众不难感受到一种浓烈的狂欢节气氛。 这样一种影片，它的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必须是非常单纯的，而绝对不能复杂。张艺谋在他感情生活的兴奋期和艺术上的不安分期创作出这样一部影片，并不难理解，就象导演自己所表达的非常情绪化的一种观点：人活一口气，不能活的太累，"我就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那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爱就真爱，恨就真恨，大生大死，大恨大爱?quot;很显然，这是一种把复杂的社会生活单纯化和理想化的处理方法。采取这种方法虽然也是艺术的需要，但绝对不能认为它表达了人生的真理。
　　
　　实际上，社会生活本身是十分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也是艺术所要表现的。在《红高粱》之后，由吴贻弓导演的影片《阕里人家》，就是一部表现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的影片。事实上，这部影片也是一部对《红高粱》给予回应或回答的影片。作为一种极其罕见的特例，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种回应或回答称之为"电影对话"。影片表现一位部长级的干部孔令谭，早年为参加革命而抛妻弃子，离开家乡（山东曲阜），后来又在北京跟别人结了婚。现在他回到家乡，来看他的儿孙和"法妻"了。在自己的家乡，他不仅没有衣锦还乡的感觉，反而要受到儿子的谴责与自己良心上的责备。作为一位老干部与高干，他在他的家人面前已没任何尊严可言。他必须容忍这一切，也只能容忍这一切。

　　《阕里人家》至少在四个方面可以看作是对《红高粱》的回应和回答。

　　其一，孔令谭作为影片中的"爷爷"，他无耐惆怅，终生怀憾而不能释然，是对《红高粱》中"我爷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敢爱敢恨，活得很畅快的人生状态的直接否定。影片故事发生在阕里一个五世同堂的家庭中。孔令谭上有父亲，下有儿子，孙子和重孙，这趟回来，正是新春佳节，又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给他年高的父亲做九十大寿。表面看来这应当是个十分和睦，令人羡慕的家庭，但事实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影片从孔令谭坐在小轿车上，在雄浑的背景音乐中，穿过繁华的都市，急奔家乡开始。画面中他衣冠整洁，春风满面并有随身秘书陪同左右。另一边在乡下的家里，孙子正打点着新车，吵着要去接爷爷。影片暗示，他这趟回来应当是衣锦还乡，倍受欢迎，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他早年为参军而狠心抛下妻子幼儿，如今已年过半百的儿子对他仍旧怀恨在心，因此，除了浅薄而涉世不深的孙子崇拜他欢迎他之外，全家人都对他的归来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和深深的忧虑。

　　孔令谭父子的矛盾是影片的主要矛盾。中国人都有一个落叶归根的想法，可是不论孔令谭大半生多么辉煌，获得成功无数，但到了晚年，回到家里，却始终得不到儿子的谅解和承认，找回做父亲的尊严和位置，心里那种感觉，就好象是年三十没有呼应的鞭炮声，寂寞而空荡。他曾对儿子大声的呼唤："我知道你恨我你怨我，可我都七十啦，我都七十啦。"但岁月的流逝没能抹去儿子孔德贤心中的恨意，幼年时母亲天天抱着他去忘夫台上等父亲的回来的情景对他来将实在是太悲惨了，这个记忆影响了他的一生，一个大男人，能在自己的儿子面前哭着说："我不愿看着你的媳妇和你的儿子再在等待中过日子。"足见这种在等待中过日的苦有多深。但孔令谭又做错了么，"军号在响，脚步不能停"，并且和他包办婚姻的妻子，一辈子也没见上几面啊。"一个人为了理想，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也不后悔，不过这代价实在是太重了。"这个代价就是他永远的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没有父亲不爱儿子，可他的儿子在他的面前从没有过亲昵和依恋，在他的记忆中，他的儿子就只有那双贼亮的眼睛盯着他，"像小狼一样。"他不想得到儿子的谅解么，他想，但他能有什么办法得到他儿子的谅解呢，他没有。

　　以《红高粱》中"爱就真爱"的逻辑为参照，《阕里人家》表达的却是爱却不能的现实。试想如《红高粱》的"我爷爷"面临《阕里人家》中这位"爷爷"的处境，他又将做何举动呢？"我爷爷"实现"去爱"的手段就是对抗和杀戮，但"爷爷"却回答他说："我为什么不练我儿子，我有资格练么，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那滋味……"失去去爱的资格，想必"我爷爷"也会欲爱不能吧。

　　人生就如"太爷爷"手中的那段绳结，绳结解的开，但记忆却不能抹去，心结无法揭开，孔令谭失去了做父亲的资格是一生的事，人生不能重来，资格就不能赢回，因此这必将是他一生都怀恨在心，郁郁而终的事。对于张艺谋所说的"人活一口气"，吴贻弓的回答是："人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其二，《阕里人家》的故事发生地被安排在山东曲阜，恰与《红高粱》中的"孤岛"形成鲜明对比。

　　张艺谋的《红高粱》拍摄地是在山东高密，想必吴贻弓将他的这部影片拉到山东曲阜也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据资料显示， 张艺谋的影片公映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曾收到一封来自山东高密当地居民的公开信，信中表明了由于张艺谋的影片严重歪曲甚至丑化了当地人民的生存状态，他们感到十分气愤。吴贻弓再到山东临近地点拍摄这部影片，当有一种让事实来说话的态度和初衷。

　　阕里人家被冠以孔姓，孔令谭一辈自称是孔子的第五十六代孙，他们死后是要葬入孔陵的。这种身份的命名并不是就地取材，而是别有用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支持中华民族长期延续发展的精神支柱，它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心理素质、文化素养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极为重大的作用。"因而发生孔家一家人身上的事情，也极有可能"集体无意识"地发生在中国大地的任何一家人身上，其故事的真实程度和典型性是很高的。而《红高粱》的拍摄地虽在山东，影片内容却暗指西北某处，在银幕上看起来却是一个远离村镇的荒郊野外。它"周围没有人烟，荒凉惨淡"，并且不知什么时候，长出了一片"自生自灭，灵气十足"的野高粱。这个地方，恰似一座"孤岛"，飘荡在真实世界之外；这里的人，没名没姓、无根无源，狂欢并遵循着自我的逻辑。《阕里人家》所表现出来的"文明"的特征，正好是和《红高粱》所表现出来的"野性"特征相对立的。面对张艺谋的发明创造，吴贻弓想说的是："文明"是普遍存在的，而"野性"是理想的产物。

　　《阕里人家》还由一个外国女博士询问"仁"的含义，而带出了一个人际关系复杂性的话题。"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既二人，即表示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的基本含义。"而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指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相互交叉而又复杂的关系，人生在世，就是学习如何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谐发展，而完善和升华自身的理想人格。《阕里人家》中的人际关系是复杂的，不仅有爱和被爱，恨和被恨的关系，也包含的爱不能爱，恨不能恨的成分。这些复杂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孔令谭和孔德贤父子之间，也体现在孔德贤和他的儿子孔维本之间。由于维本无所事事和好空想说大话，德贤对他也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而维本对爷爷的崇敬更是让德贤恼火。而相比之下，《红高粱》中的人际关系却表现出非此即彼，毫不犹豫的简单化。实际的生活真能这么简单的对待么，这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其三，对于《红高粱》的"弑父"故事，《阕里人家》要表达的是："父未必能弑"。

　　《红高粱》的弑父是三段式的，这在前面已有表述。"我爷爷"的弑父过程说一不二，三次干净毫不犹豫地铲除了他人生中的三个障碍，完成了自我的成人仪式（得到"我奶奶"）和社会的成人仪式（杀死日本鬼子）。因此在张艺谋那里，要成为一个独立自在的个体，"父"是必须得杀的。这里的"父"是指权威和传统反对力量。但《阕里人家》的"父亲"却是未必那么容易杀掉，父子之间除却是非关系之外，还有道德的关系和血缘的关系，而后两者关系都是比是非关系更重要的关系。父亲的遗弃成为儿子成长过程中的巨大心理障碍，但当他也身为人父时，并且面对恳求原谅、依然年迈的慈父时，他又怎么能狠心弃之不顾呢，只要他还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他就不会这样做。《阕里人家》表现了孔德贤的苦闷惆怅的心态，"弑父"的必然结果是不但不能获得解脱，而是充满更多的悔恨和自责。这恰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

　　在更大的范围中，"父"的概念还暗指"太爷爷"和孔子。当看着家里的矛盾发展到了激化的地步时，一直很少发言的老太爷在他的九十寿诞日来到的孔陵的祖坟前。其实老太爷的威信在整部影片中是无处不在的。在一块块我自岿然不动的先人墓碑面前，活着的人显的是多么的卑微和渺小，他们完全被震慑住了，孔子的"父父子子"的教训在现实生活中仍旧是广泛存在的，还有它的合理性，并不是能那么容易被一下子推翻的。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对话点是影片中的女性。《阕里人家》中有两个主要的女性，他们是德贤的妻子金兰和维本的妻子玉梅，两个人都美丽温柔，善良能干，有着中华女性传统的美德，在她们看来，"女人是水泥，男人是石子，咱们女人就是要把男人牢牢的粘在一块儿?quot;而《红高粱》中，巩俐饰演的我奶奶被誉为有反叛性格的新女性的典型。她敢爱敢恨，出嫁时怀揣剪刀，途中和"我爷爷"眉目传情，后来又在高粱地里大胆诗意的"野合"，这些都表现出这个女人的阳刚之气。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女人是不是都能如"我奶奶"这样干干粹粹痛痛快快的活着，是不是都敢做出"野合"的事情，也是值得怀疑的。

　　也许《阕里人家》对于《红高粱》的不以为然还在于其他许多细致的地方。因为毕竟这是一部影片对另一部影片的回应，这种回应本身是需要读解的，但在总体上，《阕里人家》试图表达了一种与《红高粱》相反的思想，这种思想让人感到生活是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让人感到无可奈何。

　　用影片对话的实例毕竟还很少，由于电影本身的复杂暧昧性，这种对话还是需要读解的，并且被提问的一方也不太可能再拍摄另外一部影片去回应提问的一方，因此，电影还并不是一种实用于作为对话与交流的语言手段，但做为一种个例，《阕里人家》和《红高粱》的对话关系十分难得和有趣，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电影是一种可以表达思想观念的语言手段，所以，把它写在这里，供感兴趣的人继续研究。

da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