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有的导演当中，张艺谋无疑是唯一一个真正跟国际接轨的人物。

　　从拍《红高粱》起，张艺谋就在导演的岗位上一步到位了。当别的导演还在亦步亦趋地在第某代里徘徊时，张艺谋凭借他摄影艺术语言与电影艺术语言的完美结合，已经像孙悟空一样“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张艺谋从执导他的处女作开始就走出了国门，完成了某些老艺术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目标。从那时起，张艺谋的一举一动就成为全国娱乐版的大事：凡他参与的影片无一不获奖，凡他起用的演员无一不出名；他用极端抒情的红色系列打下天下以后，又用极端现实的“秋菊”和“魏敏芝”拓展了他的疆界，并且，他还游刃有余地哼了一回《摇啊摇》的小调，吼了一嗓子《有话好好说》的城市民谣，“客串”了两回媲美专业演员的男主角……

　　导演当到这种境界，应该很清闲了，可以追求一点自己内心的小东西，把所有繁琐的杂事推给别人，无需再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里痛苦地折腾。

　　令我奇怪的是，张艺谋至今没有架子，每拍一部片子，总是亲力亲为地全副武装披挂上阵，各地巡回为新片助阵，满面笑容地出现在观众面前，认认真真地回答每一个提问。说实话，这让我很感动。

　　一个导演，绝对大牌的导演，全世界也就那么不超过十个的大导演，他这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每一个大制作或小制作，说明他珍惜自己的事业，对自己从事的职业有一种虔敬的态度。这种虔敬态度的根本就是：他永远是一个导演，决不会因为当导演太出名就异化成其他的社会工作者。他知道自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他也知道自己做得很好，他还知道他必须持续不断地真诚地跟观众交流，人们就会更加理解喜欢他的工作。这样一种虔敬的态度，让人钦服。

　　这种异常虔敬的态度应该得自于他曾经遭受的误解。对于误解，有些人会发怒，有些人会忧伤。张艺谋比较奇特，误解使他更加虔诚。

　　在《红高粱》与《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时代里，有一种批评不同寻常，它撇开了影片的艺术本体价值不谈，专谈它在国际上的“不良影响”，认为它把我们民族野蛮的丑陋的一面出卖给外国人，是在讨好外国人的审美观，这种论调几乎等于公开宣布张艺谋是民族败类。对于这种奇谈，我一直未见张艺谋有何反驳，直到最近读到张艺谋纪念黑泽明的一篇文字，见他用一种很平静的口气谈起日本人对于黑泽明的误解与遗忘，以及自己过去类似的遭遇，知道张艺谋毕竟受了误解的伤。他说，“透过黑泽明的电影，我们都能体验到日本的灵魂和日本人民的内在力量。但他自己的国民，大多还是谴责他拍电影是为了让外国人去消费。在５０年代，《罗生门》被批评为将日本的愚昧和倒退暴露给外国人看。————这种指责今天看来是愚蠢可笑的。

　　在中国，我也面对了同样的怒斥，而我用黑泽明来作为我的盾牌。也许２０或３０年后，中国人将不会再用那种狭隘的眼光来看我的作品。”

　　张艺谋有足够的自信。因为他虔信“艺术的力量”。他说，“《罗生门》使黑泽明得以走向外面的世界，同时，他与名望的不愉快的关系也就此开始并贯穿了他的整个事业。像斯坦利·库布里克一样，他拥有艺术的力量可以不去作政治和商业上的妥协。”

　　张艺谋对于他的观众越来越虔诚，正源于他对他所追求的艺术的力量的虔诚。

　　张艺谋对待观众的虔诚表现在，他在运用艺术的力量的技巧上更为入世。他没有像黑泽明一样逃到好莱坞去，因为他知道他从事的事业是离不开中国人的。假如有人指责你给外国人拍电影，你就真的给外国人拍电影去了，这种结局是不是有点宿命？好在中国人不像日本人那么偏执，中国人也并不想离开张艺谋，他们的张艺谋还在中国，并且，经过反省（我猜测），他调整了自己倾向于猎奇的心态、单纯关注国人性困惑与性张扬的角度，在内容上不断拓展新的领域，他关注的事件越来越平凡，也越来越现实，他用自己独特的视角为现实注入了新的内涵，发展了现实，使他的现实在极端现实中平添一股理想的光彩。

　　这种反省的结果的另一面是，现在你在张艺谋的片子里不再能看到那种纯粹世俗的欢愉，像《红高粱》那样在世外桃源式的高粱地里饮酒偷欢的张扬场面不再有了。当然你同时也不再能看到绝对的精神的困境，犹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那种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的透不过气来的憋闷。张艺谋后来拍了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城市版，叫《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现实仍然悲苦，但是人物显然可爱了一些，情感的表达也更复杂一些。

　　现在的张艺谋似乎陷在一个情结里。自从在《摇啊摇》里用略带一点玩弄的态度观照了一个二奶小金宝的生活，张艺谋就一直陷在这个情结里。这是他和巩俐合作的最后一部戏。从那以后，他似乎总是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女性，一个坚定的无怨无尤的女性，像魏敏芝那样的山野里的女孩子，不为世俗所动，坚持“一个都不能少”的真理不动摇。他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合时宜地要求魏敏芝继续待在乡村，将来做老师，他希望魏敏芝和张慧科不要因为拍了一部电影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轨迹。这种愿望显然已经落空。

　　在张艺谋这种现代的脑瓜子里怎么会保存这么一种比北京人还古老的思维？这确实是一件值得思索的事情。人世的无常常令艺术家绝望，然而张艺谋却用一种毅力支撑着，“在城市的下水道里孜孜以求黄土地的芬芳”（见子非鱼《挡不住》一文），并且，他深信这种芬芳确实存在。

　　张艺谋不再谈爱情。爱情已经在《红高粱》里燃烧殆尽。现在的张艺谋，是一个导演，一个艺术家，一个沉思的男人。他让你尊敬，让你遐想，但是不会再为你热情。

　　张艺谋现在应该拥有一段难得安宁的心境。他超越了爱情，可以用更多的语言跟人们对话。他在后《红高粱》的时代里越走越远，不让自己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对很多电影人来说，片子没人看可以找很多理由，比如说没有钱，制作太小，请不到最好的演员，没有好剧本，缺少宣传，群众鉴赏水平太差．．．．．．等等等等。这些理由在张艺谋那里显得非常无聊。张艺谋坚信，“观众的口味并不如我们所设想的那样单一和肤浅”。他是那样努力地推广自己的影片，显然，他把自己和电影融为了一体。

da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