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快报讯著名法籍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新作《钢琴家》（ThePianist）近日在美国限量公映，不但再次引起评论界和公众对二战大屠杀时期犹太人生存状态的争议，也让今年本已激烈的奥斯卡入围竞争更加混乱。

《钢琴家》根据符瓦迪斯瓦夫·茨皮尔曼（Wladys－lawSzpilman）1946年出版的回忆录改编，它是波兰斯基26年拍片生涯中，首度藉以折桂戛纳“金棕榈奖”的作品。茨皮尔曼是上世纪30年代纳粹占领期，在波兰电台和咖啡厅圈子中非常著名的钢琴家。1939年9月，当华沙遭受野蛮轰炸时，波兰电台没有了播音员的声音，只有一个年轻钢琴家弹奏着肖邦的夜曲。六年之后，广播恢复，演奏的是同一曲目，表演者是同一位钢琴家———茨皮尔曼。其间茨皮尔曼逃脱了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命运，而是流落在华沙街头，在犹太人聚居区挣扎求存，用琴声抚慰每天生活在恐惧中的同胞。在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德国军官的帮助下，茨皮尔曼终于等到了纳粹被赶走的那一天，而那个军官自己却死于战俘营。重构记忆牶同是天涯沦落人

《钢琴家》再现了原作的简明冷静。没有哀歌，没有颤抖，却拍出了那个时代深刻的荒谬。被纳粹处死的女人奇怪扭曲的身体，曾是波兰斯基亲眼所见；犹太人藏身之处的黑色窗户，是波兰斯基的亲身经历；茨皮尔曼的生存箴言“走路，不要跑”（Walk，don＇trun）是当年波兰斯基的父亲亲口告诫儿子的话。表面上电影是在说另一个人的故事，里面却处处透露出波兰斯基的个人回忆与感情——69岁的波兰斯基有过类似的经历，他的父母也均被抓入纳粹集中营，母亲不幸死于其中。少年时期的波兰斯基即是在影片所描述的环境中到处流浪成长起来的。

“我想重构童年时的记忆，另外，与真实保持尽量近的距离对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我不想拍一部好莱坞电影。”波兰斯基这样说，可是显然当记忆被重构的时候，当所有幸存者都迫不及待地记录下这一有史以来最不可思议的大灾难的同时，一些无意识的臆想和记忆扭曲所带来的不准确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无意于追求影片的真实性和代表性，因为能代表大屠杀时期犹太人最典型生存状况的人，几乎都已经死于集中营，因此能被现在的人所了解的关于当时的个人体验，都将是例外和特殊个体。演员说法：饥饿之后看见什么

曾主演《红色警戒》的29岁美国男演员阿德里安·布洛蒂（AdrienBrody）是影片成功的关键。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是勒紧了裤带来扮演茨皮尔曼的。“这部电影的本性让我觉得有巨大的责任要演好他。导演让我饿一段时间，坚持要我减掉大量的体重，那样我们就可以从那几场饿肚子的戏开始拍。用了六个星期，我才减掉了30磅，”布洛蒂补充说，这还不是他为了这部电影放弃的惟一东西——为了拍这部电影，他失去了曼哈顿的一套公寓、车，还有恋人，因为他从来没有那样充满激情地投入扮演过一个角色。

“饥饿让你真正清晰地了解到茨皮尔曼被剥夺了什么。尽管我的饥饿是自愿的，但它还是让我从某种程度上和这个男人有了沟通。你很难想像饥饿会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行为，你又如何超越对食物的渴望去思考，”布洛蒂补充说，“我感到内心空荡荡的，看到的世界也是空荡荡的。有些人说茨皮尔曼这个角色在电影中太被动消极了，但事实上，他能做的非常少，他也只能做这些。他得找到生存下去的办法，他不是一个斗士，不是士兵。”

扮演那位令茨皮尔曼得以生存的德国军官的，是一位年轻的德国演员托马斯·克莱兹曼。对于他在《钢琴家》里受人瞩目的出色表演，他认为得益于波兰斯基的许多帮助。“波兰斯基是一个见证人，一个受害者的立场……这部电影是他童年的回忆，”克莱兹曼说到波兰斯基似乎非常折服，但如果你问波兰斯基本人这部电影是关于什么，他会回答说，“这是一部关于希望的电影。罗曼·波兰斯基是一个复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