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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人道主义--《钢琴家》
来源：电影夜航船 作者： 2003-06-25 14:12:24
我在孩提时候，总幻想着世界末日来临，全世界的人都死了，就剩我一个，然后我就在空无一人的世界上悠悠荡荡。看过《钢琴家》以后我觉得导演波兰斯基很可能曾经跟我有同样的幻想。片中主人公斯皮曼在成为废墟的华沙街头孤独地游走，象是一个末世的幽灵，在灰暗、阴霾的色调的笼罩下，整个银幕内的空间也愈发地象儿时的一场恶梦。
从剧作的角度看，这个电影分为两部分，影片的前半部分只是背景，而后半部分是叙事的主要部分。以斯皮曼一家被送上开往集中营的闷罐车作为叙事的中点，被一个犹太警察从上车人群里拉出来的斯皮曼开始了逃往生涯。在波兰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斯皮曼躲在于各种地方，时间是从1942年到1944年。这个战前受人尊敬的衣着光鲜、神采飞扬的钢琴家在战争面前迅速地成为一个毫无自保能力，只能靠别人的保护和喂养才能存活下来的羔羊。而影片的后半部分的叙事也一直随着斯皮曼躲藏的一个又一个封闭狭小的空间而缓慢的推进着。封闭空间之内斯皮曼是安全的，而窗户外面的危险却逐渐加剧。无论斯皮曼躲到什么地方，窗外都在打仗，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不断的同德国占领军进行殊死的战斗。这样的情节设计使得影片后半部分充满了强大的戏剧张力。使得观者的视点同斯皮曼的视点不知不觉地合而为一。恍惚间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躲在华沙的某间小屋里的斯皮曼，我们同窗外发生的一切的距离犹如我们同那段历史的距离。而此刻那如记忆片断一样的历史却显得那么清晰。因为我们看到无数顽强抵抗的人都死了，可胆怯懦弱、什么也干不了的斯皮曼（我们）却愣活了下来。时间和空间完美的融合使我们相信，我们这些苟活于世的人不过同斯皮曼一样是那场人类灾难后被命运的浪头推上诺亚方舟的一只羔羊而已。
在这部电影获得的林林总总的奖项中，有一项是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优良的故事设计使观者对影片中时间、地点和人物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这也是影片获得众多奖项取得不俗票房的关键所在。但波兰斯基仅仅是在讲一个离奇的故事吗？我们知道电影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感动的层面上。拨开这些由声光电构造梦幻空间，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斯皮曼究竟是谁？1939年9月德军入侵波兰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在此后短短的七年中，整个世界都被这场战争卷了进去，除去上亿的生灵被涂炭外，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也在被恣意地践踏着。在枪炮等于真理的年代中，艺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我们表现这样一部电影难道仅仅是讲述一个生活在华沙的犹太钢琴家在战争中的遭遇吗？显然不是。在用摄影机对逝去的时间进行寻找的同时，随着缓缓推进的叙事，波兰斯基似乎是不经意的将艺术在那个时代的处境置于这个钢琴家四处躲藏的行动之中。在战争面前，艺术毫无作用、毫无意义地苟活着。在生于死的选择中，已经没有任何份量可言。隆隆炮声中，它显得那么的惊惶失措，愈发虚无。但同时它又能顽强的存在，不管面临的是多大的灾难。通过波兰斯基的镜头我们相信，气若游丝、孤独地在废墟中游荡的艺术才是最美的，因为那个时刻它才真正的同人、同生命融合在一起。所以当饥饿的斯皮曼在一个个空空荡荡的房间里游荡，最终找到了两个硕大的土豆时，他发出了欣喜的叹息，我们由此被感动了。因为在那一刻，真正的美，高于普遍意义上的艺术之美的美在这个濒死的生命身上呈现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影片的结局只能有一个。斯皮曼只能这样无休止地游荡下去。生也渺然，死亦不可。
但是别忘了这是一部英语电影，它的背后有国际化的制作背景，有3500万美元的投资，制片人不可能在一边搭建一座废墟城市的同时一边任由波兰斯基讲一个猎人哥拉胡斯式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在被盟军轰炸成废墟的华沙街头，孤独的斯皮曼悠悠荡荡的找着什么。最终他躲进了一座楼房，并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水果罐头，这或许是末世里唯一的希望。他用各种工具试图将这希望打开，可是他显得非常虚弱和无力。罐头滚落在地时，一个德国军官出现了。
德国军官：你在这里做什么？
斯皮曼：。。。。
德国军官：你是谁？
斯皮曼：。。。。。
德国军官：你懂我的意思吗？
斯皮曼：是的。。。。
德国军官：你在这里干什么？
斯皮曼：我。。正试着打开这个罐头。
德国军官：你住这里？在这里工作？
斯皮曼：不。。。
德国军官：那你做什么？
斯皮曼：我。。。我曾经是一个钢琴家。
斯皮曼终于想起了如何回答这几个司芬克斯式的问题。他在想起自己曾经是钢琴家的同时也找回了自己失落的过去。在这段对话之后，德国军官带着斯皮曼来到一架钢琴前，让斯皮曼演奏，已经五年没有弹琴的斯皮曼战战兢兢的坐在那里，按动了琴键，一开始很生疏，但逐渐他找到了感觉，音乐开始在废弃的场景中肆无忌惮的流淌着。这场戏很核心，波兰斯基将其处理的也是美轮美奂。在钢琴前，有一束光从旁边的小窗里射进来，照亮了斯皮曼的头顶，也照亮了德国军官面容。这种光或许只能来自于天国吧。它代表了一种对人世间善意的召唤，是因为有了音乐，这束光才降临人间。与此同时，这场戏也引领了此后的叙事，也就是德国军官最终被斯皮曼的音乐打动，帮助他活了下来。影片在这里出现了问题。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场戏的场景是战争中的废墟，道具是历经炮火保存下来的一架钢琴，人物是战争的施暴者——军人与战争的受暴者——艺术家，发生的事件是在军人的帮助下艺术家重新找回了艺术的情怀。从更大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在战争中苟活下来的艺术让战争的施暴者与受暴者都重新找到了自己。波兰斯基显然认为这才是艺术的终极意义所在。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一点上，它貌似合理，实则隐藏着一个极大的背谬。因为这个道理是建立在某个特列上面。斯皮曼躲来躲去最终还是被德国人发现了，但是碰巧这个德国人热爱音乐，不但放过了他，而且居然帮助他渡过了最后的劫难，而这一切的历史背景却是德国人在撤退时对剩余的犹太人和战俘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虽然电影是根据波兰犹太钢琴家瓦拉迪斯拉夫?斯皮曼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也就是说即便这个事情是确实存在的，但如果将其置于那个特定的背景中的话，也可以视为是编造！因为在这个所谓的事实的对面是几十万无辜的生命被象畜生一样宰杀！
本来我差一点就要非常喜欢这部电影了，但可惜的是波兰斯基所要阐述的艺术拯救人类的概念就这样被他推上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的顶端。在这个貌似合理的谎言的笼罩下，波兰斯基又将其提升到人道主义的高度。德国军官临走前将一件德国军大衣披在瑟瑟发抖的斯皮曼身上，当波兰军队开进华沙时，身穿德国军服的斯皮曼被认为是德国人，而遭到射击。当波兰军队确认斯皮曼是波兰人时，问他为何穿着杂种才穿的衣服，斯皮曼回答，我冷…
我仿佛看见摄影机的后面，波兰斯基坐在监视器前，皱紧花白眉毛，在内心里大喊：“他冷！他穿什么都行！”
艺术真的拯救不了什么，艺术不过是斯皮曼游荡的那座成为废墟的城市，不过是他躲藏在一个个封闭的房间惶恐终日的岁月，不过是一个卑贱的生命在战争中荒唐地活下来。
艺术不是什么狗屁人道主义。
当战争过去，干干净净的斯皮曼重新坐回波兰电台的录音间里弹奏时，艺术也重新回到更遥远的地方，或许是那个德国军官被关押的战俘营吧。
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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