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一段时间，我对喜欢张爱玲的小资们很鄙夷，并且基于自己的道统观念，对这位曾委身汪伪政权官员的女人（她就是影片《滚滚红尘》的人物原型），我固执地拒绝阅读她的作品。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坐在影院里看了这部根据张爱玲原著小说改编的电影《半生缘》以后，我买了全套的张爱玲作品集。从此沉溺于她，不再微词。

　　《半生缘》在许鞍华的一系列电影作品里，不像她在新浪潮时代的发轫之作《投奔怒海》或者步入中年以后的圆融之作《女人四十》那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电影本身的艺术水准也许有限，不过爱屋及乌，本片既然是我与张爱玲相识的启蒙，便仍然成为我的偏爱。昨天晚上，我又在沈世钧、顾曼桢、许叔惠、石翠芝的那个世界里魂萦梦绕。

　　不过长期的观影经验和写手的职业习惯，让我在评论影片的时候，仍然保持冷静的头脑。在从文字到影像的转换过程中，我能够看到许鞍华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张爱玲那冷漠的笔触，被许鞍华转换成一种冷漠的影调。一般人对上海的印象是濡热的繁华，但是许鞍华却特意选择在上海的冬天拍摄，全片从头到尾淡化了季节的转换，男人们永远裹在厚厚的风衣里。几乎成为旧上海标志的旗袍，也一次都没有穿在女人们的身上。

　　本片的摄影师是大师级的李屏宾，他的功力，我们已经在侯孝贤的所有影片和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里领教过。在《半生缘》里，他特意将高亮的影调和淡黄的色调相结合。这既营造出泛黄的老照片的效果，又散发着视觉的寒冷。无论是日景还是夜景，都会出现光影的明暗分布，同时又呈现光比很小的软调风格，其形态基本上都是混沌的漫射光，洋洋洒洒的一片。在夜景里，甚至每一幅画面都会或远或近的出现光源，形成一片片光晕。

　　为了保持色调统一，导演和摄影甚至不惜打破人们对旧上海“十里洋场”花花绿绿的固有印象，无论内景还是外景，画面里见不到大色块的绿或者红，见不到任何鲜艳色彩。人物的服装除了前文提到的“厚”，无论是外衣还是毛衣，总是褐、灰为主的暗色系列。甚至一些无关宏旨的道具，比如南京玄武湖上的小舟，顾家天台上的晾衣服架子，也被特意漆成淡黄，真是用心良苦。

 　　《半生缘》的cast无论当时或现在，都是一流的。听闻黎明获得金马影帝，我非常诧异。那部《三更之回家》我没看过，不过我对黎明的演技评价并不高，他的反应老是慢半拍。可由他扮演《半生缘》里的男主角沈世钧，却出奇的恰到好处。沈世钧的木讷与黎明的“慢半拍”正好合拍。加上黎明那张并不令人讨厌的英俊而平和的脸，与我心目中的沈世钧可以合而为一了。影片里女主角顾曼桢的扮演者是吴倩莲，演技当然无可指摘，可我记得小说里的顾曼桢是圆脸，如果我是导演，我会挑选台湾的刘若英，这当然是中张爱玲的毒太深的缘故。

　　顾曼桢的姐姐顾曼璐由梅艳芳扮演，这位凭借《胭脂扣》摘得金像影后的香港大姐大，曾经坦言角色与自己太过相似而感到恐惧，因而拒演关锦鹏的《阮玲玉》，造就了另一位柏林影后，不知道她可曾感到过后悔。在本片里她虽为配角，对于这个舞女的性格复杂性的塑造非常成功。顾曼桢的老公，“笑的时候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的祝宏才，由葛优扮演实为不二人选，虽戏份不多却无愧嘎纳影帝封号，比跟“冯师”合作的那些影片强过百倍。还有曼璐昔日情人张豫瑾的扮演者王志文，仅仅听他温厚蕴籍的嗓音，就是一种享受。

　　对演员的挑选，是导演功力内在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败笔，就是许叔惠和石翠芝的扮演者。黄磊的演技我在此不予评价，至少从年龄感上他就和许叔惠有距离，无论是样貌神态、言语嗓音，怎么看怎么听怎么像个大男孩。表现十年后从美国留学回来，就仅只多了个嚼口香糖的动作，简单得直白。石翠芝是小说里我最喜欢的女孩子，虽然有些任性，但是天真率直，哭泣的样子温婉可人我见犹怜。关键是大家闺秀，家底殷实，这样的女孩子要是让谁娶回家里，享福去吧你！可吴辰君的毛病跟黄磊一样，还是《简单任务》里的俏丫头模样，把“什么”说成“沈摩”的台湾国语也让人莞尔。

　　影片的故事完全忠实于原著，包括一些细节刻画，着力点也与小说完全一致。例如沈世钧、许叔惠和顾曼桢第一次一起吃饭的情节，在三人全景里，顾曼桢把三双筷子在茶杯里涮好，递给沈世钧一双，他随手放到桌面上。然后切顾曼桢的近景，她把自己的筷子码到茶杯上，镜头随着手的动作下摇并且推成茶杯和筷子的特写。第三个镜头接沈世钧的近景，紧接着切成特写，沈世钧的手迅速从画外拽过另一只茶杯，依样画瓢地把筷子整整齐齐的码在上面，最后跳回沈世钧的近景。文字的细腻转化成了镜语的细腻，不露痕迹的刻画出沈世钧对顾曼桢那种笨拙的体贴。

　　也有一些我认为着力不够的地方，例如沈世钧和石翠芝的婚宴，在一片表面的喜庆热闹中，许叔惠用力拉着沈世钧和石翠芝的手，小说里的石翠芝的手被握了许久，她早已目中含泪脸上变色，影片中却是一带而过，也许导演希望得到这样冷处理的效果。不过石翠芝与许叔惠实际上是沈世钧与顾曼桢之外的另一对悲剧人物。这样的淡化处理，放在局部或许合适，但没有激起大的心理波澜，后来十余年不能忘情的依据就嫌不足，也许我是太拘泥于张爱玲了。

 　　我认为影片超越于小说的一处成功发挥，是顾曼桢的那双红色绒线手套。在小说里，只是说三人郊游归来，顾曼桢念念不忘丢了一双手套，沈世钧回去找也没找到。到了电影里，沈世钧先是傍晚独自打着手电筒找到了其中一只。最精彩的是到了影片结尾，十余年过去，二人重逢之后只剩下无奈。沈世钧再一次独自打着手电筒回到郊游的故地，在角落里发现了另一只手套。全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那只手套的特写，在从头到尾的清冷色彩中突显这一块鲜红，令人触目惊心，正应了那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小说又名《十八春》，从三零年代初一直写到解放后，沈世钧、顾曼桢、许叔惠、石翠芝走向了新生活。其中许叔惠不是留学美国，而是投奔了共产党。该书写于五零年代初，后来张爱玲出走香港，对结尾作了甚大改动，只写到抗战胜利以后，并且更名《十四春》。以张爱玲的经历性格，与当时的革命政权格格不入，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不过我倒是更喜欢原来的“十八春”。

　　许鞍华的《半生缘》改编自“十四春”，她在1983年就想拍摄本片，不过当时的港英政府不允许回内地采取外景，只得暂时搁置下来。她于1984年拍摄了张爱玲的另一部名作《倾城之恋》，由周润发和缪骞人主演，反响一般。直到1997年，许鞍华才一圆旧梦，此时已经过了十四个年头了。噫！许鞍华的又一个“十四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