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b>全景敞视主义</b></pre>

　　在福柯看来，权力有自身的生产性和创造性，“权力是能创造的，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客体的众多领域和真理的无数仪式。个人以及个人就此可能获得的知识都属于这种创造。” 突出的例子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写于1972到1974年）中提到的英国思想家边沁（Bentham）19世纪设计的“全景畅视监狱”(panopticon)（也称“圆形监狱”，福柯据此自造了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这是一种环形监狱，所有囚室对着中央监视塔，监视塔里的狱吏对囚徒的活动一览无遗，但监视塔有百叶窗，囚徒不知是否被监视，因此惶惶不安。监视塔还对游客开放参观，囚徒因此心理压力更重，无须暴力即让囚徒俯首帖耳。在这里，囚徒知道自己被监视但不知此时是否被监视，所以说“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而囚徒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自我监禁”。此种模式适用于任何机构，福柯称之为“全景畅视主义的规训—机制”。 这种“非制度化”，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封闭的机构空间，而是渗透到非制度化的社会空间和人群。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

　　“反右”期间，国家号召人们“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们就怀着单纯的革命热情开诚布公地善意批评，树岩带着同学到教育局长的办公室提意见，林少龙的同事刘云蔚提意见给图书馆长并说明代表林少龙和李国栋，人们还要挖空心思反省自己的错误。可惜敢于直言者皆成“右派”，刘云蔚、林少龙结局悲惨，树岩也因此被下放。

　　每人处在被监视和相互监视之中，文革期间更甚，夫妻、好友之间互相密报、揭发之事屡见不鲜，人们缄口不言，在家里也不敢随便说话。史铁生的一篇小说描述了文革后一对夫妇由此而得的后遗症，几乎失语。

　　《蓝风筝》里轻描淡写了特别敌意对立的阶级斗争和告密，国栋无心写的材料不足以质疑他的正直善良。比较明显的就是街道妇女干部对蓝太太的斗争。困难时期蓝太太蒸馒头之事自然也是有人密报。团长也是因为这种权力网络对朱瑛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他语重心长劝说道：“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非常重要”。

　　《蓝风筝》还是着力温情地表现这一时期人们的相互关心、相依为命。四合院里人们的亲如一家。

　　这种复杂的“全景敞视“机制，在俄罗斯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影片《烈日灼人》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斯大林时代，实际上权力机制被使用得很极至。今日受人尊崇的将军曾经以革命的名义冠冕堂皇地侵入一个家庭，侵占他们的房子，占有他们的女孩，逼走女孩的未婚夫，后来这一家友好相处，其乐融融。成为国家机器一个构件的未婚夫归来是为了代表国家机器行使权力，致将军于死地。将军和妻子都死于非命，未婚夫也开枪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