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b>大众集体暴力</b></pre>

　　   福柯从法西斯的“独裁专政”中看出大众集体的暴力。“你只要想想一个人在纳粹政权底下，只要他是个党卫军人，或者签名加入国社党，就能获得的权力吧！在现实中，你就可以任意杀害你的邻居，强占他的太太、房子。……权力最为人所厌恶、所憎恨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令人陶醉、沉迷的）部分，是被赋予了相当多数的民众。①”

　　当年的造反派、红卫兵派系争斗、随意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其实也是一种“大众集体暴力”。

　　在《蓝风筝》里，干井胡同的一个进步妇女手执人民日报社论，带领一群人敲锣打鼓威慑“地主婆”蓝太太，查抄蓝太太家的一锅馒头，最后将蓝太太遣送回老家。脸上稚气未褪的红卫兵小将在台上挥舞着皮带，叫嚣着打倒校长，强行剪掉女校长的头发，而台下不谙世事的中小学生高高挥舞双臂，蒙昧地高呼着打倒校长的口号，向她吐口水（铁头的解释，是因为校长平时对他们很严厉，不时罚他们站——一场胡闹的“革命”，为了狭隘幼稚的报复的“革命”）。而且，课桌烧掉，教室被砸，叛逆少年们得以逃脱学校这个现代权力的“规训机构”（disciplinary institute），顿时感到无比自由。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激励了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当然背景完全不同），大学生群起造反，对学校的压抑环境不满，反对一切权威（教授和政府），反对旧教育制度（尤其是严厉的考试制度），要求“学校民主化”，与教师平起平坐，甚至要求有任免教师的权利。

　　这些想法固然比红卫兵们盲目的激情成熟一些，终究无法摆脱乌托邦色彩。有多少种社会关系，就有多少种权力，大学生们必然受制于权力。每一个集团、每一个人都受制于权力，也都行使着权力。人体之所以能够被置于政治领域，在权力关系的支配下变得柔顺和具有生产性，即能够产生政治和经济效益，这是通过知识造成的。巴黎的大学生们无疑接受了足够的知识教化，而《蓝风筝》里，林少龙、李国栋在图书馆工作，陈淑娟是小学教师，淑娟的弟弟树岩是大学生，都可算知识分子，被知识驯化。

　　“小将”们在老吴家肆无忌惮地打砸抢，丝毫不顾念老吴的心脏病，将他粗暴地抬上担架去批斗，对陈淑娟和铁头残忍殴打，也明显悖离了这场“革命”的本意。福柯的说法是，这些大众暴力出于人的无意识的权力意志，出于“我们所有人心目中和日常行为中的法西斯主义。……正是这种法西斯主义导致我们喜爱权力，欲求一切支配和剥削我们的东西。”

　　“小将”们得到曾经支配过他们、他们曾经惧怕的权力，自然不放过疯狂行使的机会。“只有在民众内部仍有相当多数的人行使着国家机器进行压迫、控制、统治等诸多职能的情况下，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才有存在的可能。我相信，这是纳粹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也就是说，它已深入地渗透到群众内部，而且一部分权力实际上分派给一些特定边缘的群众。”

　　这样说那场革命大约有点严重，但本质是相同的。电影《芙蓉镇》里，出现了李国香、王秋赦这样的以“革命”为名沉迷于颠覆权力运作、以手中权力压制异己的投机分子。狄更斯小说《双城记》里描绘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特定边缘群众顶着“革命”名义的癫狂屠杀，早已演化成一场可怖的暴行。

　　《蓝风筝》里没有过多展示这样的集体暴力，也没有出现绝对“恶”的人物，它关注的是特定环境中，每个人不由自主卷入一种特定权力关系的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