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一九九三年的省市长大选虽然已经落幕，选举中所再度挑起的国家认同问题，依然喧嚣尘上。虽然此次不过是地方选举，由选举中国家认同一开始就成为选战中最激烈的议题看来，我们几可确定国家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台湾的“政治下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左右台湾人民的生活与思维；而其最明显的病徵即是台湾社会的二元对立（如族群对立）。选举以来许多台湾民众、政客与媒体对于各种社会事件的泛政治化的解释或反应，也是这个政治下意识作祟。一时间台湾几乎成了美国学者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文学国家寓言说（national allegory)的绝佳范例－－台湾的一切社会文本都被拿来当作国家认同的寓言来解读了。例如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的金马撤军论一出，立刻被当成自私的台独思想作祟而欲出卖金门、马祖只是冰山一角而已。然而台湾的国家属性（national identity) 问题远较詹明信从西方的观点所做的概括性理论来得复杂许多。因为台湾面临的是不同于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以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为核心的国家属性问题；而是在曲折的历史发展中，所产生错综复杂的“国”内与“国”际间认同的冲突－－台湾所坚持的“中华民国”属性一方面不被国内支持台湾独立者所认同。另一方面也遭国际社会否认。同时更有另外一个“中国”宣称台湾是“属于”它的一部分，必要时不排除以武力取回，而这里所指涉的中国属性，台湾政府与拥护统一者既认同也否认。

　　恩尼斯．瑞南（Ernest Renan）在他著名的论文《国家是甚么？》中，曾指出国家的创建或统一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遗忘”（１１）。因为历史中可发现统一均是暴力的结果。惟有忘却过去暴力的冲突，压迫、杀戮其他族群为开端的建国史，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与安定的发展。这个言简意赅的观念，正可提供台湾在面对目前支持“独立建国”与强调“台湾即中国”的二派国家民族主义者极端对立所产生的国家认同危机时，一个思考的方向。因为从记忆的角度来说，这个对立的肇因是起自于前者对于台湾目前国家属性或身份，也就是“中华民国（在台湾）”形成之初所发生的暴力与屠杀－－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从来未能如统治者所愿的尽数忘记；然而后者或因为未曾亲身经历，或是在国家机器的成功运作下这段历史已经被遗忘殆尽。总之无法理解为何前者无法认同台湾一直以来的中国属性。当然国家属性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在现在的地球村中必然牵涉国际社会认同的问题，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力威胁，台湾的前途何去何从极需要多方的思考，并在政治运作上谨慎行事；然而假使目前台湾的诸多政治与社会问题乃是根源于国家认同的问题，而国家认同的问题又导因于对二二八的记忆与遗忘的差异，在此二二八的前夕，重新思考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国家属性的问题，或许是解决台湾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方向。

　　对于二二八事件，我想讨论的并不是二二八的历史本身。关于这个历史事件，在最近几年出版的回忆与研究不少，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及其对于台湾的影响皆有详细的讨论，在此不想赘述。我想探讨的二二八是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中的二二八。那是一部第一次将我从未亲身经历过，也未曾真正听闻过的二二八历史带进我的记忆中，从而让我重新反省我的身份与国家认同的电影。在二二八事件依然是台湾官方的禁忌，而不存在于任何官方历史之前，让二二八事件的言说（discourse）在台湾流散开来的电影。我想研究《悲情城市》中对二二八的态度究竟是什么？它刻意以历史的形式所呈现的台湾历史对于台湾的国家属性有什么见解？以及它的呈现对于台湾目前的国家认同危机有什么启示？

　　《悲情城市》即以明显的的历史叙事形式，立意要为那个时期不幸受难的台湾人写史，因此影片由一段历史文字开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 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五十一年。
 
　　而片尾则是由另一段历史记述结束：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大陆易守。

　　国民政府迁台 定临时首都于台北在这两个极具意义的台湾历史纪事之间，《悲》片呈现了一段从未被如此公开述说过的历史故事。虽然《悲情城市》并未将二二八事件直接投射在银幕之上，不过由于其力求客观的历史呈现，已经将这一段必须被忘记的，促成一九四九年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得以维持一定程度的统一的历史开端，再次带进台湾人民的记忆里。瑞南在同一篇论文中亦提及“历史研究的发展往往对于国家主体的基本原则造成威胁”，因为“历史探究会把所有政治体形成之初的暴行揭露于世”（１１）。我之所以希望讨论这部电影，一方面是因为它所提供的一段四十余年来在台湾官方历史中被消去的台湾历史，是目前所有台湾人需要记得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悲》片在呈现这段历史之时，同时也让观众记得以二二八为代表的这段历史中所显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过程中的所显示祖国的迷思与国家属性的建构性。当该记得的都记得后，也许在二二八事件发生近五十年后，台湾的人民可以开始忘记彼此因国家认同差异而生的怨恨。

　　壹： 二二八事件与台湾历史 虽然侯孝贤本人强调他只是想“拍出自然法则底下人们的活动”（朱天文 ３１），然而影片中对于从一九四五年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定都台北这段历史，对台湾的国家属性所造成的认同危机作了深刻的呈现。由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不只是台湾第一部国际知名影展中夺魁的电影（一九八九年威尼斯影展），同时也是第一部直接触及台湾长期以来得政治禁忌二二八的文艺作品，因此一时间引发了了极大的讨论与争议。其中尤以梁新华主编的《新电影之死》收录了报章上对本片的历史再现（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所做的批判最引人注目。书中的评论对影片的质疑大致在于影片中，二二八事件这么重要的史实竟然被边缘化，没有正面的处理。另外即是影片中的历史呈现不够正确。

　　许多《悲》片的影评人指摘侯孝贤导演在片里、片外都故意逃避面对二二八事件。他们以为虽然影片在广告宣传中以二二八历史禁忌为标题，片中其实看不到对该事件的直接呈现，有的只是当时台湾平民百姓的“悲情”而认为它“只是［导演］个人的抒情，而算不上是历史的叙述及反省”（廖炳惠１３４）。况且侯孝贤亦多次指出，他的电影并不是为了二二八而作。再加上侯孝贤之前曾与陈国富、吴念真等人合作为国防部拍摄了一部军教ＭＴＶ短片，以致于更加深了批评者对于此片中的历史呈现不过是“官方说法”的电影版的怀疑（迟延奇９７）。

　　作为解严后第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文艺创作，也是第一部将二二八的议题在大众传播媒体上炒热的电影，《悲》片中对于二二八的呈现是否有扭曲或误谬，以及片中隐含何种政治意识形态等问题，皆需要细加探究；然而，在讨论影片与二二八这段历史的关系时，重点绝对不应是片中是否提供了没有扭曲的“历史再现”？因为所有的“再现”（representation）一定只能是某些知识选择下的一种“再呈现”（re-presentation）。

　　作为一部描写二二八的电影，《悲情城市》的确缺乏历史的细节以供观众对事件的全貌有所了解。然而，影片通过一个家族在二二八发生前后的这段时期间的日常生活经验，而非将二二八当做一个独立的历史故事，《悲》片事实上对于当时台湾人作为一集体族群所受到来自于国民政府所代表的中国政权的迫害与屠杀事实上作了更深刻的描述。 或许是基于当时国内保守政治压力的考量，《悲情城市》在叙事的安排上十分谨慎地避免容易引起政府或是观众激烈反应的情节与镜头，尤其是避免对二二八事件提出任何直接的批判。尽管如此，影片对于台湾人民在光复后悲惨命运的同情，依然促使它突破官方二二八的禁忌，重新呈现那一段几乎被消去的历史，为当时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政治受难者伸张他们的人权与尊严。于是整部片子的叙事结构就在这种对历史的矛盾立场中，变得遮遮掩掩而且多重、复杂。首先二二八事件可能引发的冲击被影片的双重叙事主线减缓许多。触及二二八屠杀部分的剧情发展不时地被细述林家兄弟日常生活的情节插入而间断。另外，影片的叙事者也被巧妙的安排由二位政治边缘人物（女人与既聋又哑的残障者）来担任。影片在提及二二八事件时更同时提供对于事件不同的论述或看法（例如官方的与百姓的）由观众自己去选择判断。而侯孝贤著名的疏离式固定长镜头在本片中也发挥了淡化激动情绪的作用。

　　因此，从表面上看来，《悲情城市》将当时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呈现成功地“去政治化”。整部片子在银幕上看不到台湾人与内地中国人激烈的暴力冲突，更别谈二二八军队大屠杀的镜头。监狱内枪决的过程也只是透过枪声来表示。片中几幕台湾知识分子对于国民政府严厉的批评的片段，均在短暂的呈现后，藉由镜头转移的运动而被排除在银幕之外。就相片名中的“悲情”二字所暗示的，政治事件的“悲剧”意义被个人的“悲情”所取代了。这个悲情夹杂在影片中许多具有纾解哀伤功用的符号中间，这一段历史中政治的冤屈，似乎也适当地被补偿了－－例如宽美真挚的爱情、反覆出现的“医院”场景、片中主要异议分子的名字“宽荣”（暗示“宽恕与包容”）以及“祖国”所象徵的国家统一整体性。

　　这些叙事策略去除了其对二二八的呈现时，可能引发的直接情绪刺激，然而却不必然表示《悲情城市》即是呈现官方说法下的二二八，或表示影片对于二二八的理解是误谬的，因而会误导观众。二二八之所以必须成为禁忌，甚至在解严后，台湾政府迫于民间强大的压力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之时，之所以需要制造另一种言说将二二八比喻成历史的伤痕，希望台湾人民将之遗忘，以“抚平历史的伤口”，原因就在于二二八的这一段历史，重新提醒台湾民众外省中国人曾是如此欺凌的本省台湾人。关于这个历史意义黄美英说明的很明白： 一九四五年之后的台湾，在“重回祖国怀抱”的期望中，却遭逢了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巨大变动和冲突，二二八事件正是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的具体表现，不幸以流血枪杀和残酷的迫害的大悲剧收场，二二八遂成为象徵台湾集体命运的一个悲剧符号，二二八使回归祖国的梦想破灭，将“中国”和“台湾”切割成两个对立的群体，国民党被视为残怖的统治集团，将台湾本土菁英赶尽杀绝，或迫使亡命天涯，远走抑郁，促长日后的台独意识和反对运动，二二八成为“外来政权”迫害“本土族群”的符号，也成为“外省人”和“本省人”冲突的源头。（１５４）

　　换句话说，作为历史事件，二二八对台湾造成了在族群认同上符号系统的逆转。原本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因为族裔（汉人）与文化渊源与原乡的地缘关系而自然产生的认同－－中国＝祖国，中国人＝同胞－－在经历二二八所代表的杀戮与侵夺，遂使得中国及其所关联的人民与政权一转而为压迫的“他者”。

　　二二八对于台湾本省族群的意义，《悲情城市》有间接而十分深刻的描写。表面上看来，《悲情城市》悲情的叙事，主要乃是关于林文雄与内地中国商人的帮派势力斗争与走私的，以及宽美和既聋又哑的老四林文清之间的爱情故事。二二八事件惟有藉由宽美与文清两人不完全的观点间接的被提及。然而这样的形式结构并不必然令《悲情城市》悲情这部电影的历史意涵有所减损。卢卡契（GeorgLukacs）在研究历史小说时即曾指出，成功的历史小说，如瓦特．史卡特（WalterScott）的作品，乃是藉由“鲜活地将人物描写成历史与社会中的典型角色”来使得过去的历史变得更明白易懂（３５）。虽然林家兄弟与宽美不过是历史中的小角色，在他们的身上，观众所能感受历史的痕迹，恐怕远比历史事件的客观描述要来得更深刻。

　　尤其林文雄的角色，十分成功地被塑造成本省台湾人的典型。整个台湾的整体命运就在林氏家族兴衰的叙事主线中以寓言体的方式呈现出来。当时台湾所谓本省人的经历，从大哥林文雄得子，经营的“小上海”酒家开张到兄弟或惨死、或癫疯、失踪的兴衰中看见缩影。当林文雄手持短刀欲为其小舅讨公道，却在上海佬突然掏出的手枪下中弹，不可置信地倒地最后死亡的一幕，直指二二八的屠杀所带给台湾平民百姓的意外与惊悚。同时，这些政治领域中的小人物，他们虽然不是二二八事件中的积极参与者，然而当这样无心于政治的商人也好，公共领域之外的家庭主妇也好，或是言语不便的残障者也好，俱都受到二二八事件深深的影响时，这段台湾历史的悲情，毋须血肉横飞的大屠杀场面来表达。片尾林氏家族的衰颓，与宽美叙述丈夫被捕的信函，为二二八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所造成的“大屠杀”，作了更广而深远的见证。

　　如果二二八事件的意义只在于“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族群冲突的话，而台湾目前的国家认同问题也是由族群对立而导致的国家认同冲突，那么二二八的这段历史，是已经逐渐在被遗忘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族群对立在二二八之后至今已经逐渐融合为一个“台湾人”的族群认同（最佳的例证或许是去年大选期间，外省籍的省长候选人宋楚瑜强烈地强调自己“吃台湾米、喝台湾水长大”的台湾认同，并且高票击败诉求“台湾人选台湾人”的本省籍候选人陈定南）。然而，二二八至今仍然不被遗忘，乃是因为在历史的变动中，台湾在一九四五年回归祖国遇难后，因为祖国的政权分裂为二，致使台湾至今依然在等待回归的状态。《悲情城市》重新提及二二八的这段历史，在前面提及的许多叙事策略中，似乎在要求观众在感伤与纪念二二八不幸的受难者之后，就以宽容的心遗忘这些不幸。然而，《悲情城市》这部片子除了回忆当时台湾人的悲情之外，它更以历史的形式，为二二八之所以发生的历史与文化原因提出反省，尤其是这段历史中所图显得台湾的中国属性的建构性。因此我的重新“记得”《悲情城市》，希望再次提醒台湾的国家民族主义者，在思考台湾的国家属性时记得历史的教训。

　　贰 台湾光复后坎坷的“回归”路 对当前的台湾而言，二二八的历史意义比较不在于国民党军队的屠杀，而在于二二八事件所反应出来台湾的中国属性的神话。诸多对《悲情城市》的评论中，焦雄屏对于《悲》片在这一方面的看法，十分值得参考。她说：“《悲情城市》全片的的重点即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 / 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隐呼应。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的‘身份认同’这个问题”（４９）《悲情城市》这部影片，确实是在处理台湾的“身份认同”问题。更明确的说它是在处理台湾的国家属性问题：台湾是如何成为中华民国的。它刻划出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个统治权力的过渡期间，台湾的国家认同所面临曲折的历史转变。它也提醒观众台湾与中国之间的作为两个不同群体的差异与冲突－－例如语言的隔阂、文化与历史经验的差异、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以及血腥的暴力。依何米．巴巴（Homi Bhabha）所言：“国家历史传统的根源．．．既是合纵连横、立基扎根的建设的行为也是充满否定、变动、排挤、以及文化冲突的时刻（"Introduction"５）。台湾的情形亦 不例外。

　　然而这些冲突，在二二八起义爆发之前，均在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回归祖国”大说辞（grand narrative）下被当时的台湾人容忍接纳下来。这一点在《悲》片中一开始时，欢欣鼓舞的气氛表现得很清楚。由电灯乍亮、林家新生儿（取名“光明”）、新店开张（取名“小上海”）、以及宽美愉悦的叙述口吻，在象徵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的喜悦与对未来所抱持的希望。然而，《悲》片很快地即让观众看见，即使台湾绝大多数的百姓也是一、二百多年前由所谓的“祖国”移民而来的汉人，“回归”实际所牵涉的各个生活层面，绝不是如一句口号那样简单。台湾回归“祖国”的路，如巴巴所说的充满“否定、变动、排挤、与文化冲突。” 　　《悲情城市》中几段关于日本的情节，首先呈现出即使在意识形态上，台湾人虽视日本为“外族”与“他国”而认同自己为中国人，在生活上与文化上经过五十年的殖民统治，台湾与日本远较台湾与中国有著密切的牵连。片中对于日本以极其明亮的灯光、唯美的镜头来呈现宽容对于日本友人的回忆，以及日本少女为青春的美而自杀的故事等对日本的刻划，连日本影评人田村志津枝都直呼“电影中所描写的日本是太美了，过分美化了”（金恒炜１２２）。然而这样刻意美化的描写日本文化以及与台湾人的情谊，无疑是强烈暗示台湾人民脱离日本所不可避免的失落与割舍。例如，日常生活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日本语言与名字（如Hinoe 与 Hinomie）。另外，日本籍校长小川先生以及他的子女在片中乃是宽美与宽荣亲密的朋友，而不是一般刻板印象中凶残的日本殖民者。小川校长的拒绝遣返日本，以及小川静子在致送宽美离别礼物时所表达的依依不舍之真情，皆表达了台湾回归“祖国”时，所必须被强迫放弃的五十年来多少已经融入台湾人民的生活中的日本文化影响，以及彼此人民间私下建立的复杂关系。

　　另一方面，台湾与常年饱经战乱，又深具仇日的大中国意识的“祖国”之间在接触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的格格不入与不适应，在《悲情城市》中有详细的描写。影片中关于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隔阂。尤其在林文雄与片中上海佬交涉，请求协助释放其三弟一景，林文雄的台语须经过翻译成广东话再翻译成上海话方能沟通，直接地描绘出台湾与“祖国”间的文化鸿沟。然而，为了回归“祖国”统一的“国语”有其绝对的必要。可是，就在这样的强制学习“祖国”的语言的过程中，所谓的“回归”所意表的台湾的中国属性，就如片中教导台湾民众国语的老夫子，那一口带有浓重乡音的“国语”一样的“不自然”。

　　台湾这个不自然而坎坷的“回归祖国”，在片中一则关于国旗的笑话中显露无疑。为了庆祝台湾光复，所有的台湾家庭依规定都得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因此原本的日本国旗在物尽其用的观念下，全数被台湾百姓改成小孩的内衣裤。然而，新的国旗并不像日本的太阳旗那样容易悬挂，上下左右都一样没有挂反之虞。由于他们完全没有被教导过中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象徵意义（例如红色在下方象徵诸革命烈士为建国牺牲所流的鲜血），因此有一里长只得依他所熟悉的自然解读法－－“日头出来满天红”－－而将中国国旗反著挂。当他被告知他所犯的错误，而且可能因此被枪毙时，已经过了降旗时间，要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国旗的笑话对于国家的本质饶富启示。国旗与国歌等国家的象徵物可说是将“国家”这个永远不可及的符旨（signified），取得一种本质与本源假象的重要替代品（supplement of essence and origin）。在国旗的象徵下，一个原本抽象的、靠著各种国家符号建构起来的观念，变得状似有形有体的主体，在国家民族主义者的行礼、注目中承接所有的爱国心与激情。而《悲情城市》中的这则笑话，正是截捕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尚未在台湾，由随意的符徵变成罗兰．巴特所说的“纯粹而单一的指涉功能”（"pure signification function")，也就是国家“神话”（１１４）。台湾百姓对于“祖国”国家象徵的误读，以及误读将招致的死罪，显示台湾与中国所谓“血浓于水”的国家关系不过是语言所建构的神话，由法律的暴力来加以维持的。“祖国”中国并非是台湾要“回归”的国家，而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符号系统，需要从头学习接受的。

　　尽管回归的过程充满这些波折，然而当时的台湾人要到国民政府以及在台的中国人政治与经济上的迫害，与文化上的歧视几近无法忍受，台湾与中国想像中的自然国家关系才开始受到质疑。《悲》片中的知识分子在一次聚餐会中指出台湾当时的政经问题，包括米、糖等民生用品走私到中国大陆、通货膨胀，失业、以及法律的不公平。然而最重要的是内地中国人对于台湾人的不信任与歧视，以致于台湾人无法担任重要的公职。台湾人因为经过日本殖民统治，因此被看作是被“奴化”了。整个讨论就在之中的林老师反政府的呼吁中结束，要所有受苦的老百姓勇敢的站起来为自己而反抗。

　　这个反抗的呼吁在片中很快就在林文雄的生活遭遇中找到共鸣。林文雄的故事直到此时一直是仅止于关于地方帮派与生意往来，并不牵涉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意识，或者更明确地说，他的台湾国家意识，却在他的三第，因为依“汉奸检肃条例”被指为汉奸被捕之后而警觉。其实由影片中可明白的看出，此一法律不过是被中国商人拿来作为确保走私生意不受台湾人横阻的手段之一罢了。因此，当林文雄在本身也被当作汉奸通缉而躲藏，然后得知此一检肃条例将废止后，忿忿地咒骂道：“法律他们在设的，随在他们翻起翻落。咱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甚么日本人，一下甚么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就没人疼。”在此之前，他对内地的中国人一直是以地域或省籍族群为称呼，例如“阿山仔”（内地人）、“福州仔”（上海人）或“外省人”。在经历了不合理的族群迫害后，他将台湾人与日本人和中国人并置，而将所谓的本岛人由族群认同提升至国家认同。在此同时，中国由血亲相连的“祖国”转成与日本同等的殖民者，只是来欺负与压迫台湾而根本没有善意。同样的，影片中当二二八事件发生初期，台湾民众开始追打外省人时，可听见“你以为你是来这里作王的吗？”因此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在《悲情城市》中清楚地指出乃是这样一种愤怒地反中国殖民的心态而起。尽管陈仪再广播中一再以“台湾同胞”相称，中国无论如何已经不是原先的“祖国”而是一个新的殖民者了。

　　在二二八的军事镇压与屠杀之后，同年五月十六日，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台湾终究是“回归”到祖国的怀中。前述各种差异与冲突，就在武力的行动中完成了台湾与中国的统一。就如《悲》片结尾宽尾默默承受命运的语调，与银幕上被长镜头圈梏在门缝中默默进食林家存活的老弱，台湾终究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尽管回归的过程充满血腥暴力与悲情。这样的统一，在国民政府四十余年来的戒严统治下，有可能就被遗忘。即使记起恐怕也只是其中的悲情，而不至于成为目前台湾国家认同危机的主因之一。何况以台湾与中国在种族与文化上高度的同质性，假若中国的政治情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台湾的国家属性极有可能就在二二八后即告确定。然而，《悲情城市》所欲呈现的历史并非止于此，它在末尾将台湾的这一段历史延伸到原先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内战失败后迁台，中国一分为二。历史的转轮使得台湾并未真正回归祖国，反而在一九四九年，“祖国”奔逃至台湾寻求庇护。这样的一个将二二八与中国分裂视为同一段历史的观点，说明了台湾目前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而“中国”这个想像的国家统一体在这段历史中的变化，正可提供我们对国家属性的本质一个深刻的了解。

　　参 “祖国”与台湾的国家属性
　　在《悲情城市》中，当林文雄这样的一般百姓将“中国”看作有别于台湾的“他者”而起来反抗的时候，宽荣所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却在二二八中受国民政府迫害的同时，将希望依旧寄托于“祖国”之上。例如，林文清受脱所带给正在山中躲藏的异议分子的口信，是一首充满对祖国渴望的诗： 生离祖国 死归祖国 死生天命 无想无念另外，宽荣自己亦托林文清转告其家人说：“当我已死，我的人已属于祖国美丽的将来。”这里两人对于“祖国”的向往与热诚，并不难理解。甫离开日本统治的台湾，如戴国辉与叶芸芸指出在当时的大多数台湾人对于“祖国”有一份如“恋母情结”般的狂热（１０）。然而，“祖国”这个符徵所指涉“中国”究竟是什么？影片中藉由宽容等人曾阅读马克斯的书籍，似乎影射当时参与二二八的一些知识分子的共产党背景，而暗示台湾知识分子否认国民政府的政权而认同于当时逐渐壮大的所谓“红色祖国”。不论如何，影片在强调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以及所付的牺牲代价后，却在片尾的银幕上指出国民政府战败而迁都台北的史实，指出“祖国”已经分裂为二个对立的中国。如此一来，《悲》片不仅嘲讽宽容等人的国家民族主义，同时也为巴巴所谓“国家的衍生”（dissemi/nation）作了最佳的例证。

　　近来对国家或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明显的指出国家属性的建构性。例如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主义》中恩尼斯．盖耳那（Ernest Gellner）发现国家并不是“自然存在”（being）的一个实体，而是由国家民族主义“发明”的（４８－４９）。恩尼斯．霍布斯邦（Ernest Hobsbawm）也说“真正的‘国家’只能在后验中（posteriori）被认出来”（９）。国家的整体性与历史连贯性也常被形容成是“被想像出来的”或是“被叙述出来的”。虽然，国家常与人民、土地、历史、与文化拉上关系，然而若因此相信国家乃是具有不变的本质，则是神话。国家的不变的本质，依巴巴所言乃是藉由将国家的空间性转化为时间性而幻想出来的，也就是说在时间里发明一个国家起源：“国家政治上的统一是由一种转化手续，不断地将不同的，甚至互相敌视的现代空间，转化为一个古老的、神话似的指涉空间……简单说来，就是把空间上的不同变成时间上的同；领土变成传统、人民变成一体”（３００）”。这样一种转化的手续，即是由国家教育中的各种叙述来担任。因此，巴巴认为国家在历史上想像出来的本质属性与整体性，其实是由叙述的行为所制造、执行出来的－－他称之为国家的“执行性”（performativity）。不同的执行者将使国家的风貌随之改变，因此国家对巴巴而言也是“国家的衍生”。 既然国家同时也是“国家的衍生”，无怪乎宽荣可以拒绝国民政府所代表的“祖国”而向往另外一个。而中国的分裂为二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单一的整体（unity）原本就是一个罗兰．巴特所谓的迷思。国家原本就没有任何不变的本质，有的只是不同的“叙述”罢了。然而，在宽荣对“祖国”盲目的憧憬中，他不理解了二二八事件之所以发生，即是因为台湾与中国双方都陷于“祖国”这个错误的意识形态，误将“祖”所含带的关于种族与文化的历史意义投射于“国家”之上，而忽略了国家这个班乃迪克．安德生所谓的“想像的政治社群”是何等杂种的一个空间。更何况当时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与中国已经各自独立发展了五十年。然而，“似乎没有人想过复员建国是一条艰难而坎坷的道路，更没有人去想，究竟光复对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回归中国又是怎么一回事？”（戴国辉１０）。 换句话说，“祖国”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语言学上的矛盾修饰法（oxymoron）。“祖”与“国”是将通常提到国家时的两种意义混为一谈：“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及更久远而模糊的东西……一个区域性的社群、住所、家庭、归属的状态等”（Brennan４５）。目前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也与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独立发展将近五十年，两岸的中国国家民族主义者追求统一的意图中，所使用的言说如“同胞”、“血浓于水”等，以及绝对地反对台湾独立，反应出，对于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的思考，仍旧是以这个“祖国”的意识形态为导向。他们于是将国家定义于“久远的”、“模糊的”过去，想像中的统一的、伟大的中国，以及这个过去所必然带来的“美丽的将来”，或者李登辉所说的“民主、自由、均富、统一的新中国”。在这样一种对国家的想像中，明显缺席的就是“现在”－－真正决定中国究竟所指为何，真正与中国或台湾疆界内人民实在的生活相关的现在。《悲情城市》以全台湾欢欣鼓舞地庆祝“回归祖国”为始，以祖国的分裂为终，这一段国家形成史在短短不到几年间，却已造成上万人，甚至更多的台湾人民的枉死；所记述的台湾历史，对于持本质论的台湾中国属性观者不能不有所启发？ 国家属性既然是“叙述”的建构，台湾的国家属性其实就是端视目前的台湾人民希望如何去叙述与执行、去定义。瑞南曾把国家的存在譬喻为国民“每日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必须有多数国民的意愿，国家方能成立。我很喜欢这个投票的比喻（现在当然仍须加入另一项条件：国际社会的承认方才有效）。对台湾而言，目前这个投票结果似乎十分对立。然而，我在二二八纪念日前夕，藉讨论《悲情城市》来重新唤起读者对二二八那段历史的记忆，或许能对去除台湾的国家认同危机能有小小的助益。台湾的未来可能是与中国统一，或是成立新的独立国家，甚至有可能如印度裔的理论家艾捷玆．艾哈麦德（Ajai Ahman）所呼吁印度人的理想一样－－放弃民族国家制度，另外“发明多种更能兼容并蓄的统一体式”（７４；"to invent more heterogeneous forms of unity"）以适合台湾社会的复杂性。侯孝贤在《悲情城市》中深深的人道关怀有另外一个提醒，提醒观众在思考台湾的国家认同问题时，千万记得国家应当是为“人民”的福祉而立的。在此我就借用“机器战警”主编的《台湾的新反对运》中，对台湾的统独问题所做的结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总之，不论统一或独立，均可能成为暴力集团的政治形式，因此，人民必须使统一或独立具有实质的、人民的政治内容。这就是说统独不但是政治的或国家认同层面的问题，也是社会、文化、经济中反宰制抗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下，人民的统一与人民的独立并不必然对立，因为两者除了国家认同的差异外，还有民主政治、阶级政治、性政治、文化政治． ． ． 等许多可能的共同点。因此，我期待一个为台湾人民带来最大幸福的（国家？）认同的到来。

　　　　　　　　　　　　　　　　　　　　　　　　　　　　　　　~<<当代>>第一０六期. 94-109 , 1995 年 0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