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有生命,却并非人人都懂得生命的意义,也不是人人的生命都有意义。生命是以长度和宽度为两轴共同构建起来的坐标式复合体,但生命的意义却只与生命的宽度成正比: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能把握生命的宽度。意义是由主观行为生发而来的,无法通过主观把握进而产生行为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即使有,我们也无法而且没必要关注。所以只有拓展生命的宽度才能塑造我们生命的意义:“像石头一样,活一万年又怎样。”电影《菊花茶》通过主人公马建新和李卫华彼此的精神救赎达成了对生命宽度的拓展,为我们注释了生命的意义。
马建新是一个铁路工人,他只是机械式地生活在那天寒地冻的冷酷现实中,他的心已经因为一段情感创伤,因为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说话不算数”而死了;他这种以一个人的信义而不是彼此的真心来支撑爱情的逻辑方式注定了这一“死”的必然性和暂时性。李卫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里有个洞”,从小到大,她一直生活在这个“洞”为她营造起来的远远小于常人的固定生活“模型”里,为了延续生命的长度,常人能做的大部分事情她都不能做。这时,他们的生命被冻结在那冰天雪地的寒冬里,“像石头一样”,是无所谓生命宽度的。
李卫华所生活的那个小“模型”,是被相对独立地置于常人的生活世界中的。她在完全为这个“模型”所束缚的同时,看到想到的却是“模型”之外的常人生活。模型内外的巨大反差使得她生命宽度的载体只在于能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做正常人能做的事,如滑冰、外出旅游、做一个真正的妻子等等。可这些对这时的她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只小虫子就可能对她构成生命威胁的李卫华确实太脆弱,她对那个“模型”的超越需要别人的引导和帮助,马建新担当了这一角色,这时他是主动的。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先完成对自己的超越,而李卫华的出现也恰恰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突破口,不同的是,这时的李卫华是被动的。于是影片也相应地分为两段:李卫华被动式地对马建新的救赎和马建新主动式地对李卫华的救赎——以片头表现马建新与李卫华结婚的一段为临界点。
李卫华对马建新的救赎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李卫华并不是有意识地去帮助马建新走出那段情感阴影:因为直到这一段的结尾她才知道马建新曾有过一段悲剧式的情感。她只是在客观上起到这一作用。而在主观上,他们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彼此影响:在李卫华对马建新进行客观救赎的同时,马建新也给李卫华带来了生命的乐趣,其实这时已经在为后面马建新对李卫华的救赎铺造了情感基础。因此,这一段救赎的表现方式是自然渐进的、相互的、委婉的,而不突现出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如:他们在教室里吃饭的几个场景,只是用“菊花茶”的暗示和他们座位距离的由远而近来表现他们的由陌生而熟悉,上课时也只是以眼神来显示他们的沟通;李卫华几次想送马建新的那把刮胡刀最终也以间接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婚姻是由李卫华的妈妈为中介使之明朗化的,而且最终的结婚也只是马建新几次紧拽住李卫华的手加上一句“我同意”的结果。
与这一表现方式相契合的,这一段救赎的过程是以细节的叠加来完成的。如:李卫华因小虫子而晕倒,马建新给李卫华讲安眠药的笑话,李卫华上课时讲抱柱信的故事,李卫华告诉马建新刮胡子的道理,李卫华送马建新刮胡刀,马建新送李卫华“鱼化石”等等。通过这一系列能担负叙事功能而极富情感色彩的细节有顺序(以叙事线串联起来)的叠加,这一段在营造出一种细腻动人的情感氛围的同时,完成了李卫华对马建新的救赎,从而也完成了马建新对生命宽度的超越性拓展,完成了他对生命意义的重塑,而这一完成的标志性仪式就是他们终于成为朋友式的夫妻。
可他们还只是朋友式的夫妻,这种婚姻形式不但没有引导李卫华走出那个非常人的生活“模型”,相反地成为这一“模型”的一部分。而这是李卫华所不愿因而也是马建新所不愿的——这时他们已经在心灵上达成了彼此的互融。于是,他们开始了又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救赎。
这场救赎实际上是一次次在生命的宽度与长度之间的选择。它很可能将是以牺牲李卫华的生命长度为代价的,因而它不可能是平静的,而必然显现为一次次激烈的选择行为,而马建新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行为的发动者和执行者。其实这种行为在他们结婚之前的滑冰场就有所体现。
由于这种行为的激烈性和危险性,马建新是犹豫的。如在李卫华洗完澡后的那场戏,这时,这场救赎主要地已经浓缩在他们对做一对名符其实的夫妻的追求上。所以这种行为是需要有充分的前提铺垫的。而最好也是最合理的铺垫必须来自李卫华对现状的不满和突破那个已经束缚她二十多年的生活“模型”的迫切:当李卫华再次住院时,她开始从婚姻的喜悦中摆脱出来而重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什么地方都没去过,我什么都不懂”;并作出极激烈的反应——从医院跑出来并试图自杀。从而马建新也意识到必须做点什么,于是有了和狗狗偷偷地把机车驶入大戈壁滩这样激烈的行为也就不会太突然了。因此也暂时性地满足了李卫华的心理,终于做出了“模型”里的她所不能做的事,完成了第一步的救赎。
可是他们并没有在完全意义上完成这场救赎——他们还只是一对朋友式的夫妻。这时,狗狗的死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使他们终于完全认识到生命的长度是无法把握的:如果死的不是狗狗,而是马建新,那在这之前为延续李卫华的生命长度——一直让她生活在那“模型”里,甚至不能做一个真正的妻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又有什么意义?于是,在小河子站的那个“家”里,他们最终完成了这一救赎的标志性仪式——成为一对名符其实的夫妻。
从冬至到立春,经历了从朋友式夫妻到名符其实的夫妻的两场仪式,完成了从婚前到婚后的两段救赎,马建新和李卫华在与生命长度的挣扎到对生命宽度的追求的转化中,完成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重塑,从而使他们的生命在意义的重塑中得到了菊花茶般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