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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的镜头后：Discovery新锐导演四人记
来源： 作者：苏七七 2004-02-18 12:47:18
那天下雨，路上堵着长长的车。我匆匆赶去做采访时，是在一个停车场找到了他们——天色晦暗，场景空旷，摄影记者在给他们拍照。他们都是导演，平时是拍别人的，但这个时候，处于被拍的位置。——作为Discovery亚洲电视网推出的“中国新锐导演”，他们在一个传媒时代里，和自己的作品一起，卷入到传播的齿轮之中。当他们向世界展示中国时，也正在向电影展示着自己。
他们很合作地在镜头前留下自己的身影，背景是高高的写字楼，摄影师嫌远处的一辆帕萨特妨碍了构图。他们的职业是技术与工业的产物，他们都身居城市。而“中国新展望”这一辑纪录片，主题谈的是现代科技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冲击。所以他们的工作除了记录，还带有一点反省的精神，一点怀旧的情绪。
然而不这么严肃地分析的话。他们，其实就是几个26到32岁的年轻人。他们说话坦诚，笑容自然，他们有他们热爱的工作，并且做得很好。他们拍片维持生活，并感受与思考生活。
周俊·《造纸村风波》
周俊不高，五官长得很端正。——端正到都不象个“艺术从业者”。
他的经历与别的拍片者很不同。不是学院出身，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台做起。凭着热情与勤奋，学习并进步。后来到了央视十频道，成为“走进科学”的一个执行制片。
我问他拍过的片子中，哪个自己最喜欢，他想了想，说是他到央视后拍的第一个片子，长江三峡巴人考古。那时候他还算是个实习人员，只是刚刚有资格独立去拍片，就带着另一个刚开始学习的女孩，到四川巴东县去，探寻巴人遗址。条件在外人看来，当然是很艰苦的：长途旅行，食宿不定，工作时间非常长。但是周俊笑着回想，作出很认真下定论的神色说：“我自己真不觉得辛苦，很高兴的。”
探索频道的这个中国计划，提出申请的有两百多个项目，初选之后留下22个，最后留下6个。周俊关于造纸村的这个项目，很符合计划的主题。传统的手工技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命运，发展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冲突，都在其中得到展现。而这个短片的风格，是质朴的，有一种温和的态度。对于传统的困境，进行了客观的传达，对于发展的需求，也表示了现实的理解。周俊的用了10天时间来拍这个片子，运气有点不好，其中8天是阴雨天气，因此画面会受到一些影响，甚至让整个风格都比较低调。但总体而言，他还是把片子拍得较为积极，一种面对现实的积极。
我问他拍片子是件好玩的事么。周俊就跟我说了一件好玩的事：片子拍了一段时间，他告诉片子中的一个人物尤金礼：“你可是片子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呐，而且片子是会在全国全世界都播出的。”尤金礼是个造纸工，平时也不太注意外表，胡子渣渣的，在画面上看挺好的。结果听了周俊的话，他觉得要“认真对待”这个片子了，于是第二天，周俊惊讶地发现：尤金礼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整个人也焕然一新。
“还好片子也快拍完了，不然他在这个镜头里有胡子，在那个镜头里又没了胡子可怎么办。”周俊笑着说。
和造纸村的这些人，他成了很好的朋友。片子拍完，离了造纸村，村里的人还常常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村子的近期新闻，近期大事。常常一个导演拍完一个片子，就和一段时间一个地点彻底地告了别，但是周俊不，他说：我绝对还是会回去的。不拍片子，也会回去看看。他们是我的朋友。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和周俊一起去坐地铁。一个下午的接触，我看得出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北京这个城市，可他还是保留了一些跟大城市不一样的东西，很好的“人情味”。
刘畅·《老北京新故事》
那天时间晚了，刘畅赶着走，我们约了晚上电话里采访他。晚上给他打电话时，刘畅有点不好意思，抽不出时间的样子。我说：“你有事先忙吧。”他说：“我要看球。”——实在很可爱。
他75年生，2000年从北电图片摄影专业毕业（这个班上出了许多拍纪录片的人，杜海滨、朱传明都是他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刘畅成了自由职业者，经营自己的畅工作室。工作室是要养家糊口的，他拍些宣传片、广告、片头来赚钱，同时自己也拍纪录片和一些故事短片。在为Discovery拍这个片子前，他就已经自己去拍过好几次胡同拆迁了。
作为一个北京孩子，他从小就喜欢胡同。中学的时候，家在北太平庄，学校在东直门，他去上学就不往环线上走，天天骑了车穿过后海的那些小胡同。胡同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并且不是煌煌正史，而是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味道的，老百姓的生活跟回忆。谁会爱惜这些东西呢？房地产商们肯定是不爱惜的，爱惜这些房子的，只有这些房子的主人。可是他们对待房子的感情，常常被粗暴地对待。
刘畅对这些胡同的前景，是有点悲观的。“它们肯定要没了，就只能在它们还在时候，留下一点东西，还能给后人看看吧。”胡同里，还有别的画家，摄影师，自发地做这些文化留存的工作，刘畅说起他们觉得很高兴，可是说到胡同的命运，话声又激动起来：“如果这些文化的载体没了，我们以后对自己的文化还去哪里找依据，哪里找信心呢？”
在这个片子里，他拍了几个住户，还有几个为保护胡同奔走的人。他说，“到胡同里，人家里，把摄影机一亮，就有人围过来了。说是拍片子为了宣传胡同保护的，大家就特别高兴，把家里的好东西拿出来让我们拍。”“这些老北京居民，为人都很好。有一户人家养鸽子的，院子里种着枣树柿子树，生活也不宽裕，就要送我们鸽子蛋，柿饼什么的。他们的生活虽然穷，但是并不想着买房买车，过得舒服温馨。”
在价值观念动荡变化的今天，能保持住自己的生活方式、兴趣爱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自己就算不改变，环境也在不停的变化中。放放风筝，种种菊花，一个现代都市给北京人的这些爱好留下来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片子中，有一个华新民站在废墟之上的镜头。她是个中法混血儿，也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但自己的家，故乡，怎么就这样了呢？华新民的眼神里，有痛惜，更有难过。
刘畅拍这个片子，拍了一个半月，从秋天到冬天。时间流逝着，有什么东西是能在流逝中保留下来的，除了这样的一部短片？片子在北京地区电视台不能播出，我和刘畅商量着，组织一次民间观影活动，让他片子里的人和喜欢胡同的人一起来看看，地点就在西海边，那旁边的胡同里，墙上爬着爬山虎，墙角里开着粉粉白白的地雷花。
陈颖+王番·《绛州锣鼓》
陈颖和王番是一对夫妻档。陈颖瘦瘦的，很温和，象个知识分子，事实上也是。他在电影学院读完导演系的研究生，在上海的一家制片厂工作了两年，然后又回到北京自己做片子，给阳光卫视做过一段时间的《人生在线》。王番是陈颖的师妹，2001年从摄影系毕业，高高的，长得很好看。
《绛州锣鼓》这个片子拍得很漂亮。一开始的片头就很吸引人。制箍，钉皮，上漆。然后鼓点响起来，先是一个男人的影子投射在鼓上，接着，是一个女人的身影。拍得含蓄有意韵。在他们的小摄制组里，陈颖算是导演，王番算是摄影，但其实并不细分，工作是混在一起做的。做Discovery这个项目对于他们是一件比较偶然的事，朋友周洪波申报的项目获得了批准，但恰好没有时间进行具体操作，所以他们就介入了这一项目。Discovery在资金预算上并不抠门，但很实事求是，这个片子用了大概6万元。王番笑着说：“当时电影学院的老师要拍一个二十集的电视剧，叫我跟着去拍片，我原来说好，后来有了这个纪录片做，就跟老师说不去了。老师听说是Discovery的，问我多少钱呢，我说6万，他都不相信。”
但钱的问题不是大问题。陈颖说，跟制片方的合作，是一个平等、理性的合作，相处得轻松愉快。6万块钱原来只能支持8天的拍摄周期，但是他们后来住到了鼓乐团里去，食宿的费用降了下来，他们就多拍了些天，其中一大半在上海拍，余下的去新绛拍。
他们拍的这些打鼓的女孩子，十三四岁开始学鼓，十六七岁可以演出，但是马上就要准备着嫁人了——因为绛州的风俗，女孩子上了十八岁还不嫁人就不好了。这些女孩子都心性纯朴，她们从偏僻的家乡到了繁华的城市，有的还出过国，她们怎么面对“回家”这个问题呢？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不平衡发展带来的问题。
在片子里，陈颖和王番的态度是一种平和的现实主义态度。他们并没有把矛盾戏剧化，而是展现出种种可能性观众看：有的女孩子和鼓乐团里的男鼓手恋爱了，他们可以留在鼓乐团里，有的回家了出嫁了，可是也过得心平气和。王番跟我说起了一个女孩：他们头一回在上海拍时，这个女孩还在打鼓呢，下一回到绛州拍时，女孩子已经出嫁了。刚刚结婚，穿着个红袍子，也还挺高兴的。说是：“不打鼓了，有时拿个鼓槌空悄悄。”
片中中出现的鼓乐团团长王秦安。陈颖说：“真是个特别好的人。”他不但支持拍摄，还给拍摄出了许多主意，比如说拍姑娘们练鼓，冬天里，毛衣红红绿绿的，非常家常的好看。他看上去是个又是农民，又是艺术家，又通传统的人情，又有现代的观念。——事实上，在片子里，现代与传统的冲突并不是尖锐的，二者基本上是并置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留下有留下的好，回去有回去的好。
说起拍摄中发生的事情，陈颖非常感动地说起了绛州的淳朴民风。他说：“有一回我们拍完后，把三角架拉下了。这个三角架值几千块钱，别人捡去虽然没什么用，但是也难保就捡去卖呢。我们发现东西丢了后回头去找，时间隔了好久，可要那个地方一看，东西好好地搁在路边呢，有好些人，可没人去动它。”在一个缺水的村子，日子过得很辛苦的，有一个女孩，也不大，但已经有了个三岁的孩子，她打鼓出国到过丹麦。说起过去，她也会激动，不过对现在，也并没有不满。她丈夫不太爱说话，笑笑，也是很好的人。
拍完了这个纪录片，陈颖和王番都有继续拍下去的意思。他们两个的专业是故事片导演和摄影，不过纪录片对于任何拍片子的人，都又是锻炼又是挑战。说到《绛州锣鼓》，陈颖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拍完后再看，会觉得可以拍得更好些。
对于下一步，他们两人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拍片计划——他们都也是刚刚起步。但是看得出来，这两个温和的年轻人，对未来有信心，也有能力把握未来。他们两个一起拍了几张照片，对着镜头一起笑：那笑容真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