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扒手》
 
原著：费道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改编：罗伯特·布莱松
导演：罗伯特·布莱松
主要演员：马丁·拉萨勒
         玛丽卡·格林
         皮埃尔·勒伊马尔
音乐：卢利
黑白
1960年
法国
 
　　剧情梗概：米歇尔是一个普通的法国青年，没有一技之长，可以说庸庸碌碌。他靠偷窃混饭吃。他第一次作案是在赛马场，虽然技术不甚娴熟，也侥幸得手。虽然警察捉住了他，可是没有证据，不得不放了他。警长从此开始和米歇尔玩起了猫鼠游戏。米歇尔认识了几个道上的朋友，开始欲罢不能，在他们的培训下，米歇尔的技术越玩越高超，逐渐成为一个熟练的扒手。米歇尔到了偷窃成瘾的地步，一看到别人的钱包和手表（1959年还没有手机这玩意），他的手就不由自主地蠢蠢欲动。可是他并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有一个卧床不起的老母亲。他可以说还保留了一个孝心。他的一个女邻居珍妮经常帮他照顾母亲，时间一长他们就产生了某种暧昧的感情。但是有一回在警长那里米歇尔知道了一个秘密，使他无法原谅珍妮，于是离开了她……
  
罪与罚
——罗伯特·布莱松：《扒手》
 
　　在冯小刚的《天下无贼》还没有公映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宣传，说冯小刚电影中贼的扒窃技术如何之高超，如何之富有形式的美感。后来我特地跑到电影院看了，果然是冯小刚，片中那些华丽甚至花哨的镜头我无话可说，是比较的“美”，可美是美了，给人的真实感或现实感也没了。假如小偷都可以像片中的李冰冰或刘德华那样作案，那这个职业还真是有几分令人神往的意思。
　　但是，《天下无贼》更多地让我想起了一部老片，罗伯特·布莱松的《扒手》。这部45年前的作品现在看起来一点都不过时。片中也有令人惊叹的对于窃贼行窃的描写，但是更接近于记录，并不会让人产生做秀的错觉。
　　  我觉得罗布特·布莱松是喜欢俄罗斯文学的。法国人有不少人喜欢俄罗斯文学，可是真正喜欢的未必很多。法国人有自己引以为荣的文学传统，法国文学就像法国葡萄酒一样是一种名牌。高贵，醇美，带着些许的慵懒。俄国文学则大不相同，它往往是让人发疯的，总是带给人终极的拷问，心灵的煎熬。罗伯特·布莱松能够把法国人的理性和俄罗斯式的极端融和在一起，其深刻性在电影导演之中并不多见。
　　《扒手》这部影片显然是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改编的，只不过时空转移到了1950年代的法国，俄罗斯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换成了法国青年米歇尔。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著中最根本的一些东西还是被保留在电影中，显示出布莱松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理解。《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认为，人生来便不平等，有的人生来高贵，充满智慧，有的人生来就很猥琐，低贱，他们根本不配活在世上，生而智慧的人有资格杀死那些贪婪愚笨，对社会更笨没有什么贡献的人。依据这个理论，拉斯科尔尼科夫用斧头砍死了他的房东老太婆，因为在他看来这个老婆子死有余辜，贪财而且愚笨。假如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这个世界将有一半人要杀死另一半人了。幸亏这个世界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米歇尔的论调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简直如出一辙。同样，他也和警察做着猫鼠游戏。每次他都要接近把自己完全暴露出来的危险，那种紧张的气氛也很接近原著。布莱松是个很聪明的导演，他不会想着我比原作者更聪明，因而差强人意地去拔高自己——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中国拍的《活下去并要记住》了——它只是在自己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做到尽善尽美。
　　《罪与罚》有一个很沉重的救赎的主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往往过于严厉，难怪他被人叫做“残酷的天才”。在这个问题上他总是在拷问人们的心灵。拉斯科尔尼科夫在拷问下几乎崩溃；这时候他遇到了可以救赎他的对象—索尼亚·马尔梅拉多娃。这是一个接近于圣母的妓女，当然也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赋予了很多圣母的气质的妓女，她为了别人而牺牲——靠着这种崇高感拉斯科尔尼科夫对她简直五体投地。终于在这种牺牲精神的感召下他选择了受苦的道路——自首，被流放，但在苦难中他的灵魂得以升华。
　　但是对于一个法国导演来说，原封不动地去讲一个俄罗斯故事显然不是特长。而且法国人只会有对茶花女的忏悔，而不是将其升华为圣母玛利亚。布莱松显然用珍妮替换掉了索尼亚。珍妮也曾堕落过，她也做过贼；但是女事主的宽恕使她重回正道。而由于她的原因女事主的儿子也出去做了贼，她因此而忏悔。其实珍妮这个角色更为可信一些，我们总是能够接受有点缺点的人。
　　冯小刚在《天下无贼》中发出了让天下无贼的这一美好的愿望，有趣的是，片中的贼公贼婆（不得不说贼公也太像明星了，一举一动都在摆pose）也需要一个可以使他们忏悔的人，这个人叫宝根，他被假定为是一个非常纯朴的、没有被社会污染过的“自然之子”（因此冯小刚让他在拉萨打工，西藏被冯导假定为精神上也是纯净的，不被污染的，其实这是一种很奢侈的美好愿望），在宝根的纯朴、善良面前，贼公贼婆想到自己即将出世的孩子，良心发现，还完成了英雄般的行为。但是那个完全无罪的人的设置，很难令人信服。在影片最后，警察所代表的社会（？）宽恕了贼婆（警察也演得很明星化），因为了贼公的牺牲，我倒觉得是因为贼婆对佛祖的五体投地，在她的心里也开了一朵莲花。
　　《扒手》在处理男女主人公的关系时，也将女主人公设置为一个堕落过的人，她做过贼，因为别人的宽恕而得救，她于是去救人。就好比抹大拉的玛丽亚，知道了要诚恳地悔改，于是也劝人悔改。她的身上更多的是基督教的影响。

　　罗伯特·布莱松是一个对苦有很敏感的体验的导演。他的大多数电影都是苦涩的，让人很难笑得出来，也不会让人在笑过之后，号啕大哭。他的电影是冷峻的、紧张的，时常会刺痛人。他有一部讲述反叛少女的影片《少女莫夏特》，青春的苦涩与毁灭在一种高度简洁中被表现，足以让人心冷，咬咬牙，还得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难怪布莱松不是很高产，常年拍这样的电影，需要坚强的神经，需要足够的勇气。